广东
那个没有寄件人的包裹在门卫室躺了三天，我才去取。
拿到手里时，快递单上那熟悉的字迹让我一眼认出，是香寒写的。三年了，自从她被亲爹用两亿认走后，从来没给我写过一封信，没寄过一样东西。
我撕开胶带，手抖得几乎握不住里面的东西。
先露出来的是一本边角磨破的日记本，日记下压着一只红绳银手镯，那是香寒三岁那年我套在她腕上的。
我翻开第一页，上面只写了一行字：“妈，你看到它的时候，我已经出事了。”
我合上本子，没敢往下翻。
我坐在老屋的藤椅上，盯着那只银镯子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然后摸出手机拨她的号码。
响了三声，被挂断了。
再拨，关机。
我站起身来，拉开柜子，翻出那件三年没穿的呢子外套，往口袋里塞了几百块钱和一张存折。天还没亮，我就锁上门，去了省城。
三十年，我从一个怀抱里的婴儿把她拉扯成一个大学生。
二十年，她喊我妈喊得整个巷子都听得见。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要靠一本日记才能找到她。
01
省城的汽车站比我记忆中大了一倍不止。
我下车时天刚蒙蒙亮，检票口挤满了人，我攥着那只银镯子，站在出站口的台阶上，第一次感到心里发慌。
纺织厂的老姐妹说，省城人多，骗子也多，让我当心点。
可我不怕骗子，我怕是见了面，香寒不肯认我了。
我在车站旁边的早餐摊买了一碗豆浆，老板娘问我要不要油条，我说不用。
我坐在塑料凳上把那碗豆浆慢慢喝完，从口袋里摸出那本日记，翻到最后一页。
后面几个月记的东西不多，字也潦草。
有一页写着：“萧淑敏说我妈是来要钱的。她说她早就查过了，我妈当年收养我就是为了许家的钱。我觉得她在放屁，可我不知道怎么证明。”
她怎么会不知道怎么证明呢。
我一分钱没花许家的，那两亿的存折在柜底压了三年，我连利息都没去取过。
可这些事，她在那个别墅里，怕是连说都没处说去。
我乘公交到了许家别墅区门口。到底是省城的地界，光那两扇铁门就比我老屋的整面墙还宽。门卫室里坐着一个年轻保安，敲了敲玻璃问我找谁。
“许香寒。”
保安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看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呢子外套，脚上一双黑色布鞋，语气便多了几分不耐烦：“许小姐出国了，不在家。”
“我是她妈。”我说。
保安愣了一下，又看了我一眼，低下头去打了个电话。
过了三四分钟，他探出头来：“许太太说了，许小姐去国外度假了。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头让她联系你。”
我没有留。我在铁门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可我没走远。
我在别墅区对面的一家小卖部门口坐了下来，买了一瓶水，又买了一包最便宜的饼干，坐在那里等。
小卖部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问我是不是来找人的。
我说是来找女儿的。
他叹了口气，说这个小区住的人非富即贵，不好惹。
我点点头，没有接话。
等到天黑，别墅区里亮起灯。
我看见许家那栋三层小楼二楼和三楼都亮着灯，窗户里有人影走动。
我眯起眼睛仔细辨认，二楼那人影是个男人，三楼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总觉得，那窗帘后面有人站着。
第二天清晨，我又去了。
这一回，铁门里出来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女人，烫着栗色的卷发，穿着一件米白色的羊绒大衣。
她站在铁门里面，隔着栏杆跟我说话。
“你是陈月娥吧？”
“我是。”
“我是俊杰他妈，许忠的妻子，萧淑敏。”她笑了一下，“香寒真不在家，去欧洲了，走了半个月了。你要是有什么话，等她回来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你把香寒叫出来，我跟她见一面就走。”
萧淑敏的笑容收了一点：“我说了不在家。你要是不信，我也没办法。”
她转身朝着别墅走去，高跟鞋敲在石板路上，一下一下，清脆又利落。我站在铁门外，手扒着栏杆，指节勒得发白。她在撒谎，我知道她在撒谎。
那天夜里我没走。
我绕到小区侧面那面围墙外，蹲在墙根下，数着三楼那扇窗户。
窗户关得严实，窗帘缝隙里透出一丝灯光。
我蹲在墙根下，睁着眼睛看了大半夜。
约莫凌晨三点的时候，窗帘被拉开了一角。一只手从窗帘后伸出来，在玻璃上慢慢地画了一个圆圈。
我猛地站起来。那只手瘦得几乎只剩骨架，画圆圈的动作很慢，画完一遍又画一遍。
那是香寒。
那是我教她的暗号。
她三岁那年，我刚把她从纺织厂托儿所接回来，她扒着窗户找我的时候，就画圆圈。
我告诉她，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想妈妈了，就在窗户上画个圈，妈妈看见就会回来。
我站在墙根底下，仰着头，眼泪糊了一脸。她没有出国，她被关在那间屋子里。
天一亮我就去了派出所。
接待我的民警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听我说完来龙去脉，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阿姨，你说你女儿被关在人家家里，你有证据吗？”
“有。”我把那只银镯子和日记放在他桌上，“我女儿让人捎出来的。她被人锁在三楼，出不来。”
民警翻了几页日记，神情渐渐变了。
他叫来另一个同事，两个人商量了一会儿，答应跟我去许家看看。
警车开到别墅门口时，萧淑敏正站在花园里修剪月季。
看见警车，她的脸色变了一瞬，随即挂上那种标准的笑容，迎了上来。
“警官，有什么事吗？”
“有人报警，说你家里可能非法拘禁了一名女子。”
萧淑敏的笑容僵住：“这是我家，我儿子、我先生都在，哪来什么非法拘禁？你们不会是听信了什么疯老太太的话吧？”她转头看了我一眼，“这位阿姨脑子不太清楚，她女儿出国旅游了，她非说被我们关起来了，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
民警没有听她的。
他们出示了搜查证，走进别墅。
我跟着进去，客厅很大，装修得很气派，水晶吊灯、皮沙发、大理石地面。
一个年轻男人从楼梯上走下来，穿着一件灰色卫衣，看见我时眉头皱了一下。
“俊杰，你跟你爸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萧淑敏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急躁，“警察同志，你们不能随便搜人家房子。”
民警已经上了二楼。
我站在客厅中间，仰着头看着三楼的方向。
楼梯尽头有一扇白色木门，门锁上挂着一把崭新的铜锁。
带队的民警也看见了那把锁。
他快步走上三楼，伸手摸了摸那扇门，回头问萧淑敏：“这间房是干什么的？”
萧淑敏的脸色终于变了：“储藏室，放一些不用的旧东西。”
“打开。”
“钥匙不在我这儿，我找找……”
“钥匙在这儿。”一个声音从二楼传下来。
许俊杰手里拿着一串钥匙，站在楼梯拐角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他看了萧淑敏一眼，又看了看那把锁，慢慢走上三楼，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拧开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一股潮湿霉味扑面而来。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
陈香寒坐在床沿上，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头发胡乱扎着，瘦得颧骨都快凸出来了。
她看见我站在门口，嘴唇动了一下，眼眶里慢慢涌上一层水光。
她没有哭出声来，只是轻轻抬起手，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圆圈。
我冲过去抱住她。她瘦得后背的骨头硌着我的掌心，她在我怀里发了很久的抖，才终于哑着嗓子喊了一句：“妈。”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顾着把她往怀里搂。
铁证面前，萧淑敏被带上警车时，还在喊：“那是我们家的事！那是我丈夫的女儿！我有权利管她！”没有人应她。
后来我才知道，许忠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过家了，肝癌晚期，一直在医院住着。
萧淑敏对外说香寒出国度假，实际上把她关在那间屋子里，逼她签一份放弃遗产继承的协议。
香寒不肯签，她就断了她的手机和网线，锁了门。
我拉着香寒的手走出那栋别墅时，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她走了两步，腿一软，差点栽倒。我架住她的胳膊，她靠在我肩膀上，轻得像一片纸。
我说：“回家。”
她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我看见她手腕上那些淡淡的旧伤，红红紫紫，一条叠着一条，像一排没有说出口的话。
我想问她这三年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可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有些疼，问了只会让她再疼一遍。
02
那年冬天的事，我记了一辈子。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纺织厂放得早。
我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从厂里出来，车筐里放着食堂分的一刀肉和半棵白菜。
北风刮得脸疼，我蹬着车子往家赶，路过汽车站时，听见一声又细又哑的哭声。
那声音不像猫叫，倒像是谁家把收音机低压了音量。
我停了车，一条腿撑着地，侧着耳朵又听了听。
声音是从候车室门口的木头长椅底下传出来的。
我下了车，蹲下去，看见一个旧棉袄裹着的包袱。
棉袄是深蓝色的，已经脏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外面用一根麻绳胡乱捆着。
我伸手去解那根麻绳，手冻得有些不听使唤。
棉袄解开，里面露出一张冻得发青的小脸，嘴唇已经紫了，连哭都哭不出声，只是在那儿一下一下地抽着。
我当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回头喊：“谁家的孩子？”没有人应。候车室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灯泡在风里晃。我又喊了一声，还是没有人。
我把孩子抱起来，她轻得几乎没有分量。
棉袄里头塞着一片红纸，上面用毛笔写了一行字：“香寒，腊月十八丑时生。”红纸下面压着二十块钱，叠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揣在心口捂了许久才放进去的。
我抱着孩子站在汽车站门口，风从四面八方灌过来，心里乱成一团。
我丈夫去世三年了，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在纺织厂后头的筒子楼里。
按说捡到孩子应该送去派出所，可我低头看着那张冻青了的小脸，她突然睁开眼睛看我。
那眼睛很黑，很亮，像是融化了的冰碴子。
她看了我一眼，不哭了，伸出皱巴巴的小手，攥住我棉袄领子的一角。
我就那么站在寒风口里，站了差不多有一刻钟。最后我把她往怀里拢了拢，骑着自行车回了家。
到家先烧了一盆热水，一点点把她身上擦干净。
她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胳膊细得像麻秆，但手劲儿大，抓着我的手指头攥得死紧。
我把自己的一件旧秋衣剪了，裹在她身上。
她大概是缓过来了，又哭起来，声音还是又细又哑，像一只找不到母猫的小猫崽。
我熬了一小碗米粥，用勺子背碾碎了米粒，吹凉了喂到她嘴里。
她砸吧着嘴，吃得很急，抢得直咳嗽。
我又放慢了速度，一边喂一边说：“慢点吃，没人抢你的。”
那天晚上，我彻夜没怎么合眼。
孩子就睡在我旁边，隔一会儿就惊醒，一醒就哭。
我一宿抱了她七八回，到天亮的时候，她总算睡踏实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看着那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脸蛋，心里忽然生出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我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坐在厨房里想了很久。
有人把这块心头肉丢在汽车站的椅子底下，大概是实在养不活了，又狠不下心亲手了断，才挑了个人来人往的地方，盼着有个好心人捡。
我倒是想当这个好心人，可我能养得起吗？
一个月工资不到三十块，多张嘴，就意味着多一大截开销。
我翻来覆去想了三天。
那三天里，我把孩子放在厂里托儿所，白天上工的时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
我怕她冻着，怕她饿着，怕托儿所那几个年轻姑娘不会带小孩。
第三天傍晚我去接她的时候，她远远看见我就伸出两只手朝我够，嘴里含含糊糊地发出一个“妈”的音。
我站在托儿所门口，眼泪差点没忍住。
当天晚上我去派出所办了手续。
民警问我想好了没有，我说想好了。
民警又问孩子亲爹亲妈要是找回来怎么办，我说找回来就找回来，那是她的造化，我绝不多拦一分。
可我嘴上这么说着，回家的路上抱着那个孩子，胳膊却收得更紧了一些。
她的小名叫香寒。
红纸上写的那个名字，我没有改。
上了户口，名字还是陈香寒。
街坊四邻都说我傻，自个儿饭都吃不上，还要拉扯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野孩子。
我没有跟她们吵。
香寒在我怀里一天天长起来，从会翻身到会坐，从会爬到会扶着墙走，再到后来会跌跌撞撞跑向我，嘴里含含糊糊喊着“妈妈，妈妈”。
她每喊一声，我就在心里应一声。
日子过得紧巴，但热乎。
那几年我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厂里的工作服缝了又缝，补了又补。
香寒倒是年年有新的，我把旧衣服拆了改成她的尺寸，再用碎布头给她缝个口袋或者绣朵小花。
她穿上后就跑到镜子前面照，左转右转，美得不行。
三岁那年冬天，她发了一场高烧，烧到四十度，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怎么叫都不醒。
我背着她走了七八里土路到镇卫生院，鞋底在半路上磨破了一只，我愣是没有感觉到。
医生给她打了退烧针，又挂了吊瓶，说要是再晚送来半天，怕是脑子都要烧坏。
我坐在病床边上，握着那只烫人的小手，一宿没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她退了烧，醒过来喊了一声妈。我应了一声，转过头去抹了把脸，回头再看她的时候，还是带着笑的。
那一年她三岁，我三十七岁。
她的一根头发丝都已经长在我心里了，拔不掉，断不了。
那也是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每次想起都禁不住后怕的事情。
我怕的不是那些苦日子，是她三岁那年的高烧。
我怕高烧烧没她。
可后来我才明白，有些东西，比高烧要命得多。
03
香寒六岁那年，巷子口开了一家小卖部。
老板娘姓孔，是个爱嚼舌根的胖女人。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回来，看见香寒蹲在巷子口的台阶上，脸上挂着两道没擦干净的泪痕。
我蹲下来问她怎么了。
她低着头，揪着自己的衣角，老半天才闷闷地说：“孔婶说我不是你亲生的，说我是马路上捡来的野孩子。”
我一下子站了起来。
孔婶正坐在小卖部门口嗑瓜子，见我走过去，脸上有点挂不住：“陈月娥，我不是那个意思，小孩在一起瞎闹，嘴上没把门的……”
我当时没有跟她吵。
我只是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说：“香寒就是我的孩子。以后谁要说她是野孩子，那就是在骂我。”我带着香寒回了家。
她跟在我后面，一路没有吭声。
吃过晚饭，我坐在床边缝一条裤子。香寒靠着我的膝盖坐在地板上，仰着头问我：“妈，我到底是哪里来的？”
我针尖顿了一下。
灯光昏黄，她的眼睛黑亮亮的，里面的光让我说不出一句谎话。
我搁下针线，把她抱到自己腿上坐好，说：“你是妈从车站捡来的，但这不妨碍你是妈的女儿。”
她想了想，搂住我的脖子：“那我就一辈子当你女儿。”
那天晚上她睡着以后，我从箱底翻出那片已经泛黄的红纸，看了很久，又折好放了回去。
她问过我几次，我红纸一直没拿给她看。
那是她亲娘留给她的唯一一件东西，将来她要认也好，不认也好，总得自己拿主意。
我唯一没想到的是，那个时刻来了以后，会那么疼。
香寒上学以后成绩一直拔尖。
班里六十个孩子，她从来不出前五名。
老师夸她懂事，又聪明又用功。
我听了高兴，又心疼。
她懂事得不像个孩子。
别的小孩放学在巷子里疯跑的时候，她已经帮我洗好了菜，烧好了一锅稀饭，把饭桌擦得干干净净。
写作业从来不要我催，本子用到正面用反面，铅笔短得握不住了套个笔帽接着写。
我看着她，有时候觉得心疼，有时候又觉得踏实。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错，可我心里盼着，她能多自在一些。
高二那年春天，她放学回来告诉我，学校要组织去省城参加物理竞赛，路上住一晚，要交一百二十块钱。
她说完就补了一句：“妈，不去了也没事，老师说以后还有机会。”
我说：“去，怎么不去？”当晚我就到隔壁冯嫂子家借了一百五十块。冯嫂子说：“陈月娥，你对那丫头也太舍得了。她又不是你亲生的。”
我说：“她就是我亲生的。”
竞赛回来，香寒拿了个省二等奖。
她把奖状贴在墙上，又拿红笔在底下写了一行字：“妈，我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每一个字都认真得不像话。
我嘴上笑着说“好”，转身就把那张存折又塞回了柜子底下。
高考出分那天，香寒是跑回来的。
她满头大汗冲进家门，把成绩单举到我面前，喘得话都说不利索：“妈，全省前三百名！”我正在择菜，手一抖，掉了几根韭菜。
我接过去看了好几遍，心里头又酸又甜。
当天晚上我炒了三个菜，一个西红柿炒蛋，一个土豆丝，一个红烧排骨。
那是我那一个月里最舍得的一顿饭。
香寒吃得鼻尖冒汗，边吃边说：“妈，等我毕业了，就把你接去省城住，给你买大房子。”
我刚往她碗里夹了一块排骨，听了这话，筷子顿在半空中。
我笑了笑说：“我可不去省城，省城车多，我不习惯。”心里却在想，养了这么多年，独独今日听见这句话，才算觉着那些苦没白吃。
可我万万没想到，后来是那样一个结果——她确实去了省城，却不是以我盼的那种方式去的。
04
香寒大二那年冬天，我下了中班，刚走到厂门口，就被一个人拦住了。
他四十岁上下的模样，穿着一件灰色羊绒大衣，站在路灯底下，整个人显得跟咱们那地方格格不入。
他开口就问：“你是陈月娥吧？”又自我介绍叫许忠。
我听着名字陌生，没应声。
他却慢慢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
我眼尖，瞥见那仿佛是一张发了黄的旧照片模样的东西，心里头没来由地“咯噔”了一下。
信封里装着两张照片和一张复印件。
照片一张是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拍的，虽然模糊，五官却隐约看得到香寒的影子。
另一张，是我收着的那片红纸，除了颜色旧了些，连上面那行字都一模一样。
我手指微微发凉：“你从哪里弄来的？”
许忠说：“香寒是谁生的，我是谁，就不用多说了吧。我来，就是为了认回这个孩子。”
我当场把信封塞回他手里，声音生硬：“她姓陈，叫陈香寒，是我闺女。以前是，以后也是。”说完我转身就推着自行车往厂里走，可迈出几步又停住了。
他站在原地没有追上来，只在我背后说了一句：“她在许家会过得更好。”
我没有回头。心口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剜了一下，疼得直抽。
那天之后，许忠没有走。
他在县城最像样的宾馆住了下来，每天傍晚就到我厂门口堵我。
有时带着律师，有时一个人。
他第一次带着一个公文包来找我的时候，我把厂门口保安室的铁门摔得“哐当”一声响：“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他没有恼，也没有往前逼。
他只是把一沓文件从铁门栏杆缝里递进来，声音不高不低：“你先看看这个再做决定。”我没有接。
文件散落了一地，我低头瞥了一眼，那上头白纸黑字，隐约有几行的数字后面跟着好多个零。
第三天傍晚，许忠再出现时，我只递了他一句话：“你走吧，孩子是我养大的，我没有权利替她做主。等她自己想认你了，我不拦着。”我原以为这句话能让他知难而退。
我低估了一个有钱人想要的东西执念有多大。
打那以后，香寒往家打电话时，说话的语气渐渐有些欲言又止。
她问我：“妈，最近有没有人找过你？”我说没有。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要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嘴上说好，挂了电话却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夜，我坐在没有开灯的屋里，一直到后半夜才去睡。
一个月后，噩梦应验了。
那天我下中班走到车间门口，胸口忽然一阵绞痛，连人带自行车摔在花坛边。
醒来时人在县城医院，耳边是香寒带着哭腔的声音。
她守在我病床边，眼睛肿得像核桃。
“妈，你终于醒了。”
医生说我心梗，必须尽快做搭桥手术，否则随时都可能再犯。
医药费一算下来，前前后后要十几万。
我攒的那点积蓄连零头都不够。
香寒去筹钱，几天下来只借到三万出头。
她蹲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手里攥着一沓零零碎碎的钞票，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哭出声。
第二天早晨，许忠出现在病房门口。
他手上拿着一张支票，没有进门，只是轻声细语地跟我女儿说了什么。
我看见香寒站在原地，身子僵硬了好一会儿。
她低着头，手攥着病床的栏杆，攥得骨节发白，终于点了一下头。
那天下午她在走廊里签了一份东西。
手术前，我还在麻醉中，她握着我的手，手心滚烫。
她说：“妈，你好好活着，我答应他，跟他回许家，他出钱给你做手术。”我那时意识模糊，听得不真切，只抬起手摸了摸她的脸，想说“你别犯傻”，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
手术做完，我从重症监护室转回普通病房那天，护士告诉我：“你女儿走了。她走的时候哭得不行，让我们好好照顾你。她说她每个月都会打电话来。”我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看着天花板。
香寒没有再来医院。
她替我把手术费交清了，替我办了出院手续，又托付隔壁冯嫂子隔三差五来看看我。
她走那天，冯嫂子在电话里一边说一边叹气：“你那个闺女，跪在你病房门口磕了三个头，额头都磕青了才走的。”我挂掉电话，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一整夜。
天快亮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又看到门口那个瘦小的影子在画圆圈，像小时候那样，画了一遍又一遍。
05
出院那天，冯嫂子来接我。
她一路欲言又止，到家才吞吞吐吐告诉我，香寒留在枕头底下一个小包。
我打开看，里面是三万块钱和一张字条。
字条上只有一句话：“妈，对不起，我走了。以后每个月，我都给你打电话。”
我把那张字条看了很久，叠起来，收进樟木箱底。
香寒确实每个星期都打电话来。
每次电话响，我都接得很快。
嘘寒问暖几句工夫，聊来聊去都是那几句老话。
她问我身体怎么样，有没有按时吃药，我总说好着呢，不用惦记。
我从来不问她许家那边的事。
她也不主动提。
可次数多了，我还是听出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有一次她说漏了嘴，提到萧淑敏，说“许太太”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在自家的公司挂个闲职，不用天天去。
我问她习惯不习惯，她沉默了几秒，说：“还行，就是规矩多。”又有一回晚上九点多我给她打电话，接电话时她声音压得很低，像怕被人听见。
我问是不是不方便说话，她顿了顿，说没有，就是有点累了。
我信了。
我那时总想着，只要她还肯接我的电话，还在那边活着，好好的，我就没什么可操心的了。
直到我收到了那个包裹，看到日记本上那行字，才知道我错得有多离谱。
那个包裹是三天前寄到的。
老屋的信箱塞不下，门卫室的老周收下了，搁在门卫室的桌子上放了三天才捎给我。
包裹用的是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封得严严实实，收件人写了我的名字，寄件人那一栏却是一片空白。
门卫室的老周跟我说，是快递员送来的，说寄件人没留名字和地址，只嘱咐一定要送到我手上。
我拆开的时候，先看到那只银镯子，然后用指头捻到了那本边角已经卷起的笔记本。
第一页上的字，我看了好几遍才敢相信那是香寒写的：“妈，你看到它的时候，我已经出事了。”底下还有一行字：“要是有人来找你，不管说什么，都别信。只有见到我本人，才算数。”
我当时就在门卫室门口愣住了。
我活了六十岁，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手像被泡在冰水里，抖得握不住东西，心口像被人拿手攥住了，一下一下地收紧。
我没有回家，抱着那个包裹在门卫室门口坐了很久。
来往的街坊问我怎么坐在这里，我说等个人。
等到天黑了，我才站起来，腿已经麻了半截。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上打开那本日记。
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越看越心惊。
香寒在许家的日子，简直是在一间金丝笼子里受苦。
萧淑敏处处防着她，明面上安排了个位置，实际上连她自己办公室的门禁卡都没有。
有回公司年会，她是到了现场才被人“请”回去的，说位置不够。
她跟许忠提过想回县城看看我，许忠嘴里答应，转头又安排她去出差。
那本日记的最后十几天，字迹越来越潦草，墨水有深有浅：“妈，我可能熬不住了。萧淑敏说要把我送去国外，说那边有个合作商的大公子在等我，让我去见一面。我不想去，可许忠竟然也点了头。我算是看明白了，他们从来就没把我当家人，只把我当成一件能用就用的东西。”
“我想你。半夜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还睡在老屋那张小床上，还听得见你在外屋咳嗽的声音。”
那一页的末尾，字迹已经歪得几乎不成形：“妈，我要是真被送走了，那本日记，我想办法寄给你。你要是看到了，说明我可能回不来了。”
我合上日记本，指尖冰凉。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