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外留学和当地姑娘同住4年,临别前晚收拾行李,她突然红着脸拽住我衣角:别走了,以后我来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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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记得那晚布达佩斯的雨。

淅淅沥沥敲在窗玻璃上,像谁在暗处拿指节一下一下地弹。

我蹲在房间地板上,把最后几本书塞进纸箱,四年攒下的东西摊了一地。

艾拉靠在门框边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走了。

她没有走。

她走过来,我以为她是来帮我递胶带的。

但她的手绕过胶带,攥住了我的衣角。

力气不大,可我整条胳膊都僵住了。

她低着头,耳根红得像烫伤。

她说:“别走了,以后我来养你。”

四年了,我用四年时间以为我们之间不过是最普通的合租室友。

可那句话落在我耳朵里的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这四年来她做的每一件事,都在等着今晚这一刻。

而我呢?

我连她家有几口人都不清楚。

我把衣角从她手里抽出来。她抬起头,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熄灭了。



01

我到现在都记得第一次见到艾拉那天。

布达佩斯三月的风又干又冷,我拖着行李箱从机场出来,兜里还剩九十二欧元。

房东在电话里说清楚了,合租的是一个当地姑娘,房租两人平摊,一人一百五十欧。

可我连这一百五十欧都要分两期付。

老公寓楼在一条偏僻的街上,墙面灰扑扑的,电梯坏了,我扛着箱子上到四楼,气还没喘匀,就看见客厅地板上摊着一台吸尘器,一个姑娘趴在那里,满手油污,正在拆里面的滤网。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赶紧用提前背好的匈牙利语打招呼。她没接话,用带着口音的英语问我:“你就是那个中国学生?”

我点头。

她站起来,拿抹布擦了擦手,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我被看得有些不自在,毕竟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身上那件外套连穿了三天,皱巴巴的,站那儿像个逃难的。

她也没客气,指了指走廊尽头一扇门:“那间是你的。”说完低头继续修她的吸尘器。

我拖着箱子往那间屋走,经过她身边时闻到一股味道,面粉、黄油,还有一点淡淡的牛奶香。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面包坊的味道,她每天下班回来都带着。

那间屋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窗户朝北,透进来的光寡淡寡淡的。

我放下行李,坐在床沿上,弹簧发出一声闷响。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没有母亲的未接来电,也不知道该庆幸还是失落。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际线,远处有座尖顶教堂的轮廓,和布达佩斯的明信片一模一样。

可我没有一点看风景的心思。

楼下传来脚步声。

我推开门往外看,艾拉正扛着那台修好的吸尘器往储藏室走。

她见我探出头来,顿了一下,说:“厨房共用,冰箱左边是你的格。煤气灶烧热水注意点,那玩意儿有点旧。”

我点头。她从那扇门后面消失了。

第一夜我没睡踏实。

布达佩斯的春夜冷得出奇,暖气片烧得半温不热,我把从国内带来的薄被子裹成筒状,顶着一身疲惫却怎么也合不上眼。

手机屏幕亮了几次,都是母亲发来的微信。

“到了吧?吃点东西,早点睡。”

“钱不够跟妈说,别硬扛。”

我没回她说钱够。我回:“妈,我到了。这里挺好的,房东也很好。”打完了自己都觉得假,但我知道她想听这个。

隔壁传来脚步声。

很轻,踢踢踏踏的,像是穿着拖鞋在屋里走。

过了一会儿,厨房方向亮起一道光,水流声哗啦响了一阵,接着安静下来。

我迷迷糊糊睡去时,隐约听到锅碗碰撞的声响,清脆得像这栋老公寓楼骨头里发出的声音。

凌晨五点,我被冻醒了。

屋里暖气片已经凉透,哈气能看到白雾。

我披着外套去厨房找水喝,经过餐桌上时愣了一下。

桌上放着一只保鲜盒,里面是热乎乎的炖牛肉,旁边摆着一片面包和一张字条,歪歪扭扭写着一行英文:“早上好,冰箱里的肉要过期了,帮我吃掉它。”

我端着那盒炖牛肉站了很久。锅里咕嘟着什么声音在响,盖过了我喉咙里那阵发紧。

02

布达佩斯的春天来得慢。

我数着日子过,第一周的课还没完全听懂,奖学金要到下个月才到账,兜里那九十二欧已经见了底。

我每天都在算账:坐公交往返校园和公寓,一天要两欧。

吃饭能省则省,超市的临期打折面包最便宜,一欧可以啃两天。

陈永健的中餐馆开在离学校不远的街上。

他是河南老乡,早年来匈牙利读的酒店管理,毕业后没回国,在布达佩斯扎了根。

我是通过同学辗转找到他的。

第一次见面他递给我一支烟,我没接,他说:“不抽烟?好,省钱。”他上下打量了我一遍,“你能来这儿,家里的底子我是知道的。跟我混吧,我店后面正好缺人洗碗,一天管两顿饭,加上十欧,干不干?”

我说干。从那天起,我每天中午下了课就往他店里跑,围着围裙站在水池边,从十二点洗到两点。晚上没课时再过去,从六点干到十一点。

那段时间累是累,但至少吃饭的问题解决了。

陈永健时不时给我加个菜,什么红烧排骨,什么葱爆牛肉,嘴上说“天冷多吃点”,我知道他是变着法儿的接济我。

后来听店里一个帮工说,之前有个留学生也跟我一样在店里打工,后来没扛住,家里出了变故,人回国了,欠陈永健的工钱到现在都没还清。

陈永健也没追究过。

那个帮工说:“老板这人就是这样。嘴上不说,心里全记着。”我往嘴里扒了一口饭,没吭声。

与此同时,我和艾拉之间的关系却在慢慢改变。

一开始我们几乎不说话,她早起烤面包,下午回来打扫厨房,见到我点头就算打过招呼。

我则忙得脚不沾地,每天回公寓常常已经是后半夜。

有一次我在厨房煮泡面,听见背后有动静,回头看见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睡衣,头发散着,大概是刚睡醒。

她望了一眼我锅里的东西,没说话,转身打开冰箱,端出一只不锈钢盆,放在灶台上:“土豆炖鸡。今天做多了,你帮我吃了吧。”我道了声谢,她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打着哈欠回了房间。

那盆土豆炖鸡我一个人吃了两顿。

肉炖得酥烂,土豆沙沙的,咸淡刚刚好。

后来我发现冰箱里时常会多出一些用保鲜盒装好的食物。

有时候是意面,有时候是烤鸡腿,有时候只是一盒切好的水果。

她从来不说什么,我也学会不问她为什么,吃就是了。

我们的默契慢慢建立起来。

她晚上在家烤订单时,如果我回来早,会顺手帮她把烤盘端出来。

她修东西时缺一把帮手,我会帮她摁着螺丝,递个扳手。

有一次浴室的水龙头坏了,我蹲在地上修了半小时,她蹲在旁边给我递工具。

完事后她拿毛巾把手擦干,说:“程,你挺能干的。”

我说:“小时候家里没别的,什么坏了都得自己动手,习惯了。”

她看了我一眼,没接话。那一眼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我当时没读懂,也不知道该读懂。

三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看见艾拉坐在客厅地板上,腿边摊着一个工具箱,面前竖着一盏落地灯。

她拧着眉头,手上一使劲,灯泡啪地闪了一下,灭了。

她嘴里嘟囔了一句匈牙利语,我虽然听不懂,但从语气判断是在骂人。

我走过去蹲下看了看,问题不大,是线路接触不好。

我从工具箱里翻出螺丝刀和剥线钳,花了十来分钟把线头重新接好,拧紧灯泡。

灯亮的那一下,她眼睛也跟着亮了。

她扭头看我,咧开嘴笑了。

那是我头一次见她笑得这么实在。

她笑起来眼角有浅浅的纹路,嘴巴弯成一个好看的弧度,整个人一下子比我平时认识的那个她,温暖了许多。

我蹲在那儿没动。她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行,谢谢你,程。以后这灯要是再坏了,我就找你。”

说着她顺手在桌上放了块面包,又加了一小碟果酱:“晚饭吃了吗?别告诉我你又在超市买了打折的干面包。”我还没开口,她已经转身进了房间,门轻轻带上,但没关严,留了一道缝。



03

四月里的一天,刘翠芳在电话里跟我聊了许久。

她说:“儿子,你最近是不是瘦了?多吃点肉,别省钱。”我说我挺好的,顿顿没落下。

她又问:“钱还够用吗?”我说:“妈,奖学金够花,不用担心。”她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了些:“你要是在外面太难了,就回来。家里虽然穷,但不差你一双筷子。”我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挂掉电话后又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直到冷风把眼里的潮意吹干,才转身进屋。

那天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十一点半爬起来去厨房倒水,经过客厅时听到阳台门那里传来细微的动静。

我停下脚步,看到艾拉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背对着门,手里抱着什么东西,肩膀微微耸动。

我看不太清,但能猜到她在哭。

布达佩斯的夜里风凉,她穿着一件单薄的旧外套,一个人缩在藤椅里,像只受了惊的猫。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回到厨房烧了壶热水,冲了一杯热可可,放在阳台上她伸手就能拿到的位置,又把厨房的门虚掩着,免得风吹进去。

转身回屋的时候,我的脚步放得很轻。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时,阳台门已经关了,那只杯子洗得干干净净放在水池边。

艾拉坐在餐桌边吃面包,看见我时说了一句:“昨晚的巧克力味道不错。”我没说她哭的事,她也提。

又过了一周左右,我下班经过超市,看到门口的促销架子上有打折的小蛋糕。

就是那种超市速食蛋糕,上面有薄薄一层奶油,看起来不算精致。

我想到她那天晚上的背影,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一只。

回到公寓时她不在,我把蛋糕放在厨房桌上,用便利贴写了两个字:“甜的。给你的。”然后进了自己的房间。

那天半夜我起床上洗手间时,听到厨房里传来极轻微的声响。

我探头一看,五斗柜的抽屉半开着,艾拉蹲在冰箱旁边,手心里捧着那只蛋糕,正一小口一小口地吃。

柜板上放着一根红色的蜡烛头,已经烧掉了半边,她把蜡烛点上摆在旁边,光照着她半张脸,很亮,也很暗。

我默默把门带上,没被她发现。

后来那只蛋糕下面压了一张字条,我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看到。

字迹很工整,一笔一划地写着:“谢谢你。很少有人记得我喜欢吃甜的。”

我没告诉她,我是因为看到她哭那天晚上,想起她冰箱里永远会有甜食,才买的蛋糕。

四月中旬的一个凌晨,我卸完货回公寓,浑身的骨头像是散了架。

主路上拐弯进小巷子的时候,远远看到几个年轻人围在便利店门口,晃晃悠悠地抽烟,嘴里骂骂咧咧的,好像在争执什么。

我放慢脚步想绕道走。

不是我怕事,是实在没有多余的力气惹事。

但走近了一看,那个被围在中间的人有些面熟。

不是艾拉,是艾拉的弟弟。

虽然我只见过他一次——有天下午他来找过艾拉要钱,两个人在门口吵了两句,艾拉塞给他几张钞票,他揣着走了。

那少年个子不算高,瘦得像根竹竿,穿着一件宽大的卫衣,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慌张。

那几个人推了他一把,他踉跄后退两步,撞在便利店的卷帘门上。

我站在原地停了片刻。他抬头往我这边看了一眼,不知是认出我,还是单纯在求援。那双眼睛和艾拉实在太像,都是灰色的,像是冬日傍晚的天色。

我走上去,冲那几人喊了一句“够了”,掏出手机假装报警——挂断了不知道他们信没信,但领头那个人愣了一下,骂了句脏话,带人走了。

少年靠墙蹲着,呼吸急促。

我蹲下来问他有没有事。

他抬起头看我,一句话没说。

我帮他捡起掉在地上的书包,拉链断了一截,里面的课本散了一地。

他没有捡书,只是低着头蹲在那里,过了很久才说:“别告诉我姐。”

我看着他,想问他为什么半夜一个人在外面闲逛。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没有立场问他。

我送他到公寓楼下就停了,他住在很远的地方,我说帮他叫个车,他说不用,一猫腰沿着街边跑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灯照不到的暗处,忽然觉得这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有一种和年龄不符的沉重。

回到公寓,艾拉还没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她见我进门,随口问一句:“今天回来得挺晚。”我应了一声,说:“店里有活动,忙过了头。”她没多问,关掉电视回房前,忽然顿了一步:“程,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低头闻了闻自己——码头的鱼腥味和廉价烟草混在一起,的确不太好闻。

我摇摇头:“可能是中餐馆的油烟味,店里那股味怎么洗都洗不掉。”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但她那个眼神让我心里打了个鼓。

我走进洗手间,脱掉外套搓洗时,在水槽边看到一团缠起来的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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