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希特勒是怎样上台的吗

最近读到一本书，是马国川新著《魏玛十五年》，很有感触。

这本书，讲的是德国历史上短暂存在仅仅15年的魏玛共和国由建立到失败的历史。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他是在讲希特勒怎样上台的故事。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好像从1871年俾斯麦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到希特勒搞的所谓第三帝国，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都是在实行帝国的专制统治，不曾有过民主化的改革。但事实是，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夕，德国这片土地上，确实存在过一个民主共和制的国家，称为“德意志国”，俗称“魏玛共和国”。它的标志是颁布了《魏玛宪法》，宣布实行民主制度，在欧洲率先实行全民普选，并将人的多种社会权利列为宪法的保护范围。因为这部宪法，魏玛共和国甚至曾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马国川这本书利用很多故事片段，讲述了这个短命国家兴亡的过程。我以为，从这些故事中你会发现，说魏玛共和国是民主国家，可能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在实质上，魏玛的十五年，并没有建全民主制度。其原因，除了《魏玛宪法》在限制总统权力方面留有重大漏洞以外，还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旧政权遗留的集权和专制传统阴魂不散，二是一次大战战败后巨额赔偿引发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三是经济危机带来民众的恐慌，使得整个社会舆论转向民粹化的右翼，这种舆论环境使得民主的措施完全无法落实。早期尚可维持表面的民主体制，到1925年陆军元帅兴登堡当选总统，政权迅速转向独裁，算是为希特勒上台铺平道路。

统计数字很说明问题，海德堡大学的统计学教授贡贝尔，通过大量数字，证明了魏玛司法界被右派把持，仇视左翼，偏袒右翼，以双重标准为政治谋杀罪的凶手定罪，谋杀了很多左派人物，却网开一面放过了大量右翼分子。魏玛共和国的法律再好，对这些法官也没有规范和约束作用，他们权比法大，为所欲为，有法不依。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关于希特勒发动的“啤酒馆暴动”的判决。这个案子因为共和国政府害怕引起纠纷，竟然把它下放给巴伐利亚地方成立的一个所谓“人民法院”来审理。审理时完全不依据《魏玛宪法》和相关法律。按理说，啤酒馆暴动导致4名警察身亡，仅这一条就够判希特勒死刑了，何况这次希特勒发动占领啤酒馆的行动，目的是首先推翻巴伐利亚政府，进而进军柏林，再推翻魏玛共和国。这是重大叛国罪，但最后，这个所谓的“人民法院”，只判了希特勒5年徒刑，而且还通过司法解释，确保希特勒和他的同党在6个月后可以获得申请假释。之所以这样判决，理由是法官认为希特勒是个爱国者。把叛国罪的首犯说成是爱国者，可见法庭有多荒唐。

这一切当然是民粹的舆论环境所驱使，但非理性的民意，不仅为政府所容忍和接纳，甚至也是知识精英引导的结果。魏玛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上面谈到的统计学教授贡贝尔那样极少数的敢于坚持真理，说出真相的人，包括爱因斯坦那样刚正不阿，不惜与专制政权决裂的人。爱因斯坦说：

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语言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

他说的，就是魏玛十五年的德国。可见那时的德国根本不是民主国家。于是他离开德国，移民了。

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在纳粹势力的威严下，他们是背弃理性，随波逐流的，甚至是卖身投靠的，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卡尔·施米特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包括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获得者。他们为希特勒上台呐喊助威，对德国魏玛时代逐渐走上法西斯化的道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可否认，精英理念的引导与根深蒂固的民粹思想合流，使得极右翼势力的代表纳粹党在魏玛十五年中获得极大发展。共和国成立之初，纳粹党只是一个缺乏影响力的小党，在国会中只占很少的议席。但是，到了1932年，纳粹党已经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获得37.3%的选票，超过当时第二和第三大党获得选票的总和。所以希特勒上台，到这时就成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人们说，希特勒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没有说错。

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国际政治环境。如今一批欧美发达国家感到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内部的右翼势力抬头，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挑动起来。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特朗普第二任期倡导的MAGA运动，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占有和掠夺别国资源的野心，显示出新帝国主义倾向，从他强购格陵兰岛的意图和对委内瑞拉的石油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日本，高市早苗虽然并非希特勒式的独裁者，但是她纵容日本极右翼势力，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的举动，也容易让人想起当年希特勒在极右翼势力支持下穷兵黩武的历史事实。读了《魏玛十五年——一个国家失败的样本》，一个重要启示，是它让我们了解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危险性，它是滋生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土壤。

由此推而广之，我想说的是一个国家要避免陷入极端主义政治。极右危险，极左也同样。两者都是民主的大敌。极左政治在理论上虽然和民族主义不相干，但它在政治上奉行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显示出极端化和民粹化倾向，同样直接冲击国家治理和法治根基，诱发社会动荡和仇恨犯罪，在这方面极左和极右两种势力是殊途同归的。

最后要说，马国川这本书是史书，但是文学性很强。记者出身的作者文笔很好，他不是板起面孔写史，而是用讲故事的方法，讲出一个个人物，一个个事件的小故事，让读者仿佛在读一部引人入胜的推理小说。这样写史，也是别具一格吧。

作者简介

李昕，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后曾担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2014年退休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和特约出版策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