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25日,海南东方一带的山林里,警方与一名持枪逃犯展开了最后交锋。这个人叫刘进荣,曾是对越作战中的三等功臣,也曾被部队授予“神枪手”称号。此时的他,却已经成了警方追捕近半年的危险人物。
枪声传出后,刘进荣中弹倒地,仍试图借助灌木和山势躲藏。警方原本希望将其活捉,但现场情况迅速恶化。为避免继续造成伤亡,围捕人员向其藏身处实施密集射击。案件资料中记载,刘进荣最终身中40多枪,被当场击毙。
这场追捕的起点,并不在深山,而是一场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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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5日,海南第一届椰子节期间,东方镇恰逢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按照当地习俗,青年男女会举行赛歌会,对歌、交往,气氛本来十分热闹。
佳头村姑娘阿花在赛歌会上与中方村青年阿才对歌,两人渐渐投契。佳头村一些青年见状不快,故意进入会场挑衅。双方从言语争执发展到推搡殴打,原本的歌会很快变成了混战。
佳头村青年想到一个人。
刘进荣在当地青年中颇有威望,是佳头村较早走出大山的人。有人跑去找他,希望这个“老大”出面撑场子。刘进荣赶到后,看到本村青年处于下风,情绪很快被点燃。匕首被他从身上拔出,几名青年受伤,其中一人腹部中刀,后来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
“出事了,快跑!”现场的惊呼声中,刘进荣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没有留下等待处理,而是转身钻进山林。那把匕首被遗弃在现场,也成为他从普通退伍军人滑向亡命徒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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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荣1976年入伍。由于训练成绩突出,特别是射击本领过硬,他被调入侦察分队。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后,所在部队参加作战。海南的山地、气候与越南部分地区有相似之处,他在战场环境中适应较快,多次完成侦察和战斗任务。
战后,他获得三等功,并被称为“神枪手”。退伍返乡时,乡亲们曾敲锣打鼓迎接这名功臣。遗憾的是,荣誉并没有直接改变他的生活处境。由于文化程度有限,他回乡后主要务农,而一些同等立功的战友已经提干、转岗或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落差积在心里,时间一长,便变成了怨气。刘进荣逐渐与一些无业青年混在一起,凭借当兵经历、敢打敢拼和讲义气,在地方青年中形成了号召力。这个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完成,却在那场斗殴中彻底失控。
逃入深山后,刘进荣利用侦察兵时期学到的野外生存技能藏匿。他熟悉山路,能够寻找水源和食物,也懂得避开常规巡查。警方一时难以确定其位置,搜捕持续一段时间后,部分外围岗哨被撤走。
不久,一些熟人带着酒菜进山探望。交谈中,有人提出抢夺布磨山金矿的主意。刘进荣已经背负命案,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难逃惩罚,索性铤而走险,试图靠抢劫金矿获得钱财,再逃往境外。
但金矿中的黄金早已被运走,棚屋里只剩两名矿工。没有找到财物后,刘进荣等人仍没有收手,两名矿工随后遇害。这起案件使他的犯罪性质发生变化:从个人逃亡,转为有组织的暴力犯罪。
此后,刘进荣不断招募逃犯、地痞和亡命之徒,组建所谓“东方帮”,并设法从越南获取枪支弹药。他把自己在部队中学到的射击、隐蔽、警戒等技能,用在了犯罪团伙的训练上。
山林成了他们的掩护,枪械成了威胁。刘进荣一伙先后袭击多个金矿和相关人员,造成多人死伤。当地群众谈及此人,无不紧张。案件影响扩大后,公安部门成立专案力量,调集警力展开长期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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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棘手的,并不是单纯的山路难走,而是刘进荣具备较强的反侦察意识。他很少在固定地点停留,还能通过团伙成员和熟人获取外界消息。警方曾尝试从内部突破,但派出的人员先后暴露并遇害,侦查一度陷入被动。
后来查明,刘进荣掌握了警方使用的部分对讲机通信频率,围捕行动的动向因此屡屡被其提前获知。警方调整通信方式,并获得军方技术支持,切断了这条情报渠道。失去预警后,刘进荣的活动轨迹逐步暴露。
2月25日,他下山时进入警方预设的包围圈。狙击手先击中其腿部,随后又击中持枪的手。警方试图控制局面并实施抓捕,但刘进荣负伤后仍躲入灌木丛,拒绝投降,最终在持续射击中被击毙。
从战场上的立功士兵,到山林中的武装罪犯,刘进荣经历的不是简单的“英雄变坏”四个字。战功、退伍、失意、斗殴、逃亡和结伙犯罪,几个关键节点相互叠加,最终把一个熟悉枪械和山地生存的人,推向了无法回头的犯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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