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川岛芳子在北平被处决，死后手中紧握着一首亲笔留下的绝命诗

围观者挤在门外，议论声此起彼伏。

“她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这个问题，川岛芳子活着时没有真正回答清楚，死后反而成了审判她一生的钥匙。纸团被打开后，里面写着四句诗：“有家不得归，有泪无处垂。有法不公正，有冤诉向谁？”

这首诗后来广为流传，但纸张是否确为临刑前所写，始终缺少足够完整的原始证据。可以确定的是，川岛芳子确实死于枪决，而她的身份、经历和罪行，也在审判记录中留下了清晰痕迹。

她原名爱新觉罗·显玗，1906年5月24日出生于肃亲王府，是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个女儿。清朝覆亡时，她只有六岁。年龄太小，未必懂得“退位”二字意味着什么，却很快被卷入了皇族失势后的困局。

善耆无法接受清王朝灭亡，曾试图借助日本势力谋求复辟。1922年，善耆病逝，留下的并不是重新建立的王朝，而是一批未完成的计划和日益衰败的家产。

更深的影响，落在了女儿身上。

1913年前后，年幼的显玗被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被带往日本生活。川岛浪速替她取名“川岛芳子”，让她接受日本式教育。骑马、射击、剑术，逐渐取代了普通贵族女子所学的礼仪和女红。

身份被改变，语言被改变，生活方式也被改变。她既没有真正融入日本社会，也无法再回到清朝宗室的旧生活。这样的夹缝，给她留下了强烈的不安全感。

有意思的是，她后来对权力的追逐，并非单纯为了日本，也夹杂着替父亲完成“满蒙复辟”计划的念头。只是这份念头一旦与日本军部结合，性质便彻底变了。

关于她在少女时期遭受川岛浪速侵害的说法，主要见于后来的回忆和传记材料，细节并没有充分的独立证据可以逐一核实。可以确认的是，川岛芳子成年后逐渐以男性装束示人，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冷硬、果断、远离传统女性角色的人。

她曾于1927年前后嫁给蒙古王公甘珠尔扎布，婚姻没有维持太久。婚姻失败后，她返回东北和日本之间活动，开始主动接近日本军方和情报人员。她的清朝宗室背景、熟悉中国社会的经历，以及对满蒙事务的了解，正是日本关东军看中的价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川岛芳子前往奉天，投入关东军特务系统。日本准备扶植溥仪建立伪满洲国，需要把这位清朝末代皇帝从天津控制到东北，也需要进一步制造“皇室仍在延续”的政治假象。

川岛芳子参与了接送婉容前往东北的行动。她利用旧日身份和花言巧语，帮助日本方面把婉容带到旅顺。此后，她被日本舆论包装成“东方魔女”，声名迅速扩大。名声背后，是日本侵略机器对她的利用。

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此前的“三友实业社事件”，被许多研究者视为日本制造冲突、扩大事态的重要环节。川岛芳子后来供述，所谓日本僧侣遇袭以及后续报复行动，存在日本特务策划和组织的成分。

这类行动的危险之处，在于它把普通人的爱国情绪变成了战争借口。日本军队随后以保护侨民为名进攻闸北，中国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战火扩大。川岛芳子没有站在被侵略者一边，而是成为制造混乱、服务侵略的一环。

她还曾组织所谓“定国军”武装，借助日本军部提供的力量，聚拢部分满清遗老和地方势力。她以为有了军队便能掌握命运，实际上军饷、武器和行动方向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

这正是她悲剧中的现实部分：她不断向权力靠拢，却始终没有真正的自主权。日本军部需要她时，称她为“天才的说谎者”；不需要她时，她也只是可以被舍弃的情报工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两个月后，1945年10月10日，川岛芳子在北平东四九条胡同住所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她曾试图证明自己是日本人，以此逃脱“汉奸”罪名。

养父川岛浪速没有出庭为她提供完整的户籍证明，只表示她“是日本人”，却称相关户籍材料已经遗失。身份问题由此成为审判中的关键争议，但并不能抹去她在中国境内为日本军部从事间谍、策反和破坏活动的事实。

1947年10月8日，北平地方法院对她进行公审，围观者和记者一度挤满法庭。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汉奸、间谍罪判处她死刑。

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在北平第一监狱内被执行枪决，终年41岁。中午，日本僧人古川大航前来收尸时，据报道发现她手中的纸团，四句绝命诗也由此传开。至于那首诗究竟写于何时，纸团是否一直被她攥在手中，后来始终存在不同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