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京师朝廷里，平定台湾的施琅递上一道奏疏。他已经获封靖海侯，而且是世袭罔替，却提出一个看似出人意料的请求：愿意以侯爵之荣，换取一项看上去只挂在帽子上的资格——赏戴花翎。
这件事最能说明花翎的分量。清代官帽上的顶珠、翎管和翎枝，并不是一回事。顶戴主要表示官品，花翎则是皇帝给予特定臣子的荣誉标志。有花翎者必有顶戴，但有顶戴者，未必能插上一根孔雀翎。
清代冠服制度承袭并改造了前代礼制。品官大帽顶珠下设翎管，通常用白玉、翡翠、珐琅或花瓷制作，约两寸长。佩戴时，需把翎枝扎紧，插入翎管，防止走动时脱落。
翎枝大体分为蓝翎和花翎。蓝翎用鹖鸟羽毛制成，鹖鸟性情勇猛，古人常以它象征刚烈无畏。清初，领侍卫府、前锋营、护军营、火器营中的部分武官，以及銮仪卫六品以下官员，多佩戴蓝翎。
花翎则取孔雀羽。孔雀羽上天然有类似眼睛的圆斑，因此形成单眼、双眼、三眼的区别。这里的“眼”不是装饰数量，而是身份等级的标记。眼数越多，通常越难获得，所代表的政治荣誉也越高。
顺治十八年（1661年）前后，朝廷逐步把花翎纳入等级秩序。宗室亲王、郡王、贝勒等最高等级王公，早期反而不在佩戴范围内，原因并不复杂：他们的身份已经足够显赫，不需要再靠花翎证明地位。
贝子、固伦额驸可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及和硕额驸多与双眼花翎相联系，五品以上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统领参领，则有资格佩戴单眼花翎。六品以下官员，通常只能佩戴蓝翎。
有意思的是，宗室后来也对花翎动了心思。康熙中期，部分王公曾请求增制五眼花翎，以显示尊贵，康熙没有批准。到了乾隆时期，皇子、皇孙获准佩戴三眼花翎，宗室王公的佩戴资格才逐渐放开。
但新问题随之出现：贝子可以戴三眼，亲王若也戴三眼，等级差别如何体现？乾隆晚年曾考虑以五眼花翎突出诸王地位，和珅却出面劝阻。和珅本人是双眼花翎，其弟和琳也获三眼，若王公另设五眼，自己兄弟的荣誉便显得不够特殊。
施琅的经历，则把花翎的稀缺性推到了极致。他早年因任内大臣而获赐花翎，后来出任水师提督，职务变化，花翎一度被收回。平定台湾、受封靖海侯之后，他仍请求恢复戴翎资格。康熙最终破例，在侯爵之外另赐花翎。
一个世袭罔替的侯爵，竟不能替代一项戴翎荣誉，足见清初花翎并非普通装饰。那时它更像皇帝亲自颁发的政治勋章，既体现功劳，也说明臣子与皇权之间的特殊关系。
这种稀缺性在乾隆中后期开始松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绿营将领因军功获赐花翎的情况增多。汉臣中，于敏中被认为是较早获赏花翎的大学士之一，后来曹振镛、潘世恩、周配祖、张之万等人，也先后得到这一荣誉。
地方大员的待遇同样发生变化。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获赐花翎，成为总督得此殊荣的早期案例。嘉庆十一年（1806年），江西巡抚张师庆入京陛见并获赏戴花翎，巡抚佩翎由此逐渐增多，不过当时仍与兼任提督衔等条件有关，并非所有巡抚都能享有。
真正改变花翎价值的，是财政困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国库日益紧张，捐纳制度扩展到官职和荣誉。广东洋商伍崇耀曾以十三万两白银捐得花翎，这个数字说明，花翎已经从单纯的军功荣誉，变成可以折算价格的身份资源。
咸丰年间，花翎一度标价万两，蓝翎也要数千两。随后价格下调，五品以上官员只要捐银，便有机会佩戴单眼花翎。到了光绪朝，普通花翎甚至降至二百两左右。
价格跌了，等级却没有完全消失。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仍由朝廷严格控制，尤其三眼花翎，据清代相关记载，整个清朝获得者仅七人。于是，同样叫花翎，清初可以重到侯爵难换，清末却能用二百两购得，帽顶上的那根孔雀翎，也就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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