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7年5月，长沙，李淑一收到毛泽东寄来的信，也收到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蝶恋花》。这封信的起因，并不是公开创作，而是一位旧友对往事的追问。
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好友，也是柳直荀的妻子。柳直荀参加革命后，于1932年牺牲。听到丈夫遇难的消息，李淑一悲痛难抑，曾填词寄托哀思。多年以后，她读到《诗刊》创刊号刊登的毛泽东诗词，忽然想起年轻时的一段往事，便写信询问杨开慧曾经提到的那首《虞美人》。
那首词，写于毛泽东与杨开慧早年聚少离多之际。词中有“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等句，情绪低回，与后来气势开阔的革命诗词并不相同。毛泽东回信说，杨开慧曾谈起的那首词“不好，不要写了罢”，随后另寄一首《游仙》。
“游仙”后来改题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曰：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词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停留在私人哀痛上。开头写“我失骄杨，君失柳”，点出两家共同的生死之痛；中间借吴刚、嫦娥等神话人物展开想象；到了结尾，牺牲者的命运又与革命胜利连接起来。
“杨柳”二字，一方面指杨开慧和柳直荀，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词中的意象。杨柳轻扬，直上九霄，既是想象，也是对烈士精神的抬升。毛泽东没有把两位故人的牺牲写成孤立悲剧，而是放进“人间曾伏虎”的历史背景中。
李淑一知道这是一首私人唱和之作。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几名学生得知词作后，曾请求她允许发表。她没有擅自答应，只说：“这是私人唱和，要公开发表，得问主席。”学生随后致信毛泽东，并附上词稿。
1957年11月25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蝶恋花·答李淑一》此后进入公众视野。词作传开后，赞誉很多，但胡乔木读后却盯住了末句中的“曾”字。
胡乔木认为，“忽报人间曾伏虎”里的“曾”字容易产生疑问。既然词中写的是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似乎用“已”更直接、更准确。以他的文字工作经验看，这个字关系到时态，也关系到全词收束时的力度，因此不是随便提一句而已。
胡乔木曾多次向毛泽东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听后没有改动，只对他说：“你还是年轻。”随后又解释，这个“曾”字不必修改。
这句话看似简短，实际包含着对诗意的判断。“曾伏虎”并不只是说老虎已经被打倒，还带有回望、确认和历史纵深。革命胜利已经成为事实，但写入词中时，仍然要保留一种从艰难岁月中回首而来的语气。若换成“已”，意思或许更直白，却可能削弱由“忽报”引出的转折感。
胡乔木并非普通的文字秘书。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文字功底扎实，曾被称为“中共中央一支笔”。两人相处二十多年，常谈政治，也谈古典诗词。胡乔木敢于提出意见，正说明他们之间存在深入的文字讨论；毛泽东坚持原字，也说明诗词并非公文，不能只按语法和逻辑校正。
有意思的是，胡乔木后来也开始填词。1964年，他把自己创作的一批作品抄送毛泽东，请求指正。毛泽东在工作繁忙之中仍抽时间修改，并推荐其中一些作品发表。胡乔木后来回忆，经毛泽东改动的字句，常有“铁被点化成了金”的效果，但整篇作品仍带着初学者的痕迹。
陈毅也曾写信鼓励胡乔木，认为初次填词能够合乎词牌，已经难得，多写自然会逐渐熟练。胡乔木的创作热情由此持续了一段时间，但他的态度始终谨慎，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与毛泽东相提并论。
1967年“五一”前后，毛泽东乘车经过胡乔木住所附近时，曾临时吩咐停车，想去看看这位多年秘书。警卫人员敲错了门，未能见到胡乔木。消息传开后，胡乔木才知道毛泽东曾在门外停留。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胡乔木参与编辑新版《毛泽东诗词选》。1986年出版的版本，收入正编和副编共五十首，对篇目、版本和文字作了较为细致的核订。那已经不只是编书工作，也包含着一位长期文字工作者对旧日唱和、校改与讨论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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