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避讳有多荒诞？史官为避父讳改历史人名，李贺被一个同音字挡在科举外

“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一句写完，他撂下笔。

那年李贺十八岁，诗名已经传遍长安。多少人一辈子都写不出这样七个字，他随手就甩了出来。

可这个人，连科举的考场都没能真正跨进去。

拦住他的，不是才学，不是品行，是一个读音。

他父亲名叫“李晋肃”。“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有人便说，儿子去考“进士”，等于在戳他爹的名字，这叫“犯讳”。

韩愈当时就拍了桌子，专门写文章替他辩护，话里带着火气：

“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父亲叫“仁”，儿子是不是连“做人”的资格都没了？

道理讲得再透，也没能救回李贺的前途。他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愤然离开考场。几年后病逝，年仅二十七岁。

一个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被一个读音卡住了喉咙。

这不是个例。整个古代中国，两千多年都在认真对待这件“大事”——避讳。

要理解这件事有多离奇，得先弄清楚避讳到底是什么。

简单说，就是不能直接说出、写出尊者、长辈、先贤的名字。《公羊传》里那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就是这套规矩的总纲。它从西周开始萌芽，唐宋越发讲究，到了清代，几乎精细到了病态的地步。

听起来像是一种礼貌，一种尊重。问题是，一旦这种礼貌被制度化、被权力化，它就不再是“客气”，而是一张能捆住所有人的网。

一、史书被改了姓

先看看这张网缠住了谁。

司马迁写《史记》，因为父亲叫“司马谈”，凡是书里出现跟“谈”同名的人，他一律给人家改名。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张孟谈”，在《史记》里变成了“张孟同”，“赵谈”变成了“赵同”。

后来范晔写《后汉书》，同样的操作又来了一遍。因为他父亲叫“范泰”，书里的“郭泰”就变成了“郭太”，“郑泰”变成了“郑太”。

两位史学大家，为了避自己父亲的名字，硬生生改动了别人的历史真名。这可不是小事。今天我们读史书，常常要多留个心眼去核对那些被改过的名字，才不至于张冠李戴。

避讳，悄悄改写了历史记录本身。

如果说史书改名还算“体面”，民间的避讳操作，很快就滑向了荒诞。

二、满口都是“爹”

有个读书人，父亲名叫“谷”。他读书时遇到“谷”字，一律改读成“爹”。

读《管子》里“务五谷也”，他念成“务五爹也”。读到“百谷之仰膏雨”，念成“百爹之仰膏雨”。同窗笑得直不起腰：“你这一会儿五个爹，一会儿一百个爹，家里到底有多少爹啊？”

五代宰相冯道，门客给他讲《道德经》。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三个字全犯了冯道的名讳。门客急中生智，硬是念成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自己都笑倒在座位上。

这已经不是尊重，而是一种近乎自虐的语言游戏。

宋代吏部尚书李清臣，父亲名叫“不陋”。他派人去修屋漏，回来的人汇报说“修了不漏”。李清臣从“不漏”两个字里听出了“不陋”的谐音，勃然大怒，把汇报的差役狠狠惩罚了一顿。

南宋大臣钱良臣更绝。他教儿子读书，凡遇到“良臣”二字都要改念“爹爹”。结果儿子读《孟子》里那句“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张口就念成 “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

这话传出去，成了当时读书人圈子里经久不衰的笑料。

真正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宋朝常州太守田登。他名字里“登”跟“灯”同音，于是整座城不许提“灯”字，谁提就打谁。到了元宵节，按惯例要张灯结彩，官府张贴的告示只能写成 “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围观百姓看得一头雾水，又哭笑不得。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句流传千年的俗语，源头就在这里。一个太守的姓名忌讳，活活扭曲了一整座城的日常语言。

三、连名字都保不住

如果说到这里，避讳还只是让人觉得可笑，接下来两个例子，把这种荒诞推向了极致。

北齐有个学者叫熊安生，要去见权臣和士开与徐之才。徐之才父亲名“雄”，和士开父亲名“安”——熊安生这个名字里，一个“熊”字、一个“安”字，两头全犯了忌讳。他没办法，干脆自称 “触触生” ，意思是自己浑身都是犯讳的地方。

明末湖广巡抚宋一鹤，要去拜见总督杨嗣昌。杨嗣昌他爹名叫“杨鹤”，“鹤”字撞了忌讳。宋一鹤干脆在自己的名帖上写成 “宋一鸟”。

一个成年男子，为了见上司一面，连自己的名字都要临时改掉。

这不是尊重礼制，这是权力结构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彻底的语言臣服。

四、刀下的文字

如果避讳只停留在民间的自我约束，顶多留下几则笑谈。真正让这件事变得危险的，是它一旦被权力盯上，就成了整人的工具。

清代文字狱，把避讳的杀伤力发挥到了顶点。

乾隆年间，内阁学士胡中藻引用《周易》，出了一道“乾三爻不象龙”的考题，题里有“乾龙”二字。有人硬说“龙”与“隆”同音，是在影射乾隆皇帝——就这么一句考题，胡中藻被送上了断头台。

举人王锡侯，不过是重新编订了一部《字贯》，里面不小心触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名字忌讳。结果被判斩刑，连带地方大员也因“失察”被革职查办。

说到这里，再回头看李贺的遭遇，就不难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避讳从来不只是一套语言规则，它本质上是一套等级秩序的具体投射。 谁的名字需要被回避，回避到什么程度，直接对应着这个人在权力金字塔里的位置。

皇帝的名字最尊贵，回避得最严；父母长辈次之；至于普通人，只能被迫服从这套规则，却完全没有话语权去质疑它。

更麻烦的地方在于，避讳的边界从来没有一个清晰、公开、可执行的标准。“晋”和“进”到底算不算真正犯讳？“龙”和“隆”同音是不是真的影射？这些判断，最后都落在少数掌握话语权的人手里。

于是避讳就从一种民间习俗，悄悄变成了可以被野心家、政敌随意拿来做文章的武器。李贺被挤出考场，背后未必只是几个“嫌名”的字眼，更可能夹杂着当时文人圈子的嫉妒与倾轧。避讳恰好给了他们一个体面又致命的借口。

五、杖八十

宋代的官方避讳，把这套制度又推进了一层。

宋朝律法明文规定，上书奏事若不小心写到皇室名讳，要“杖八十”。仁宗的“祯”、钦宗的“桓”、太祖的“匡胤”二字，都要小心回避，刻书时常用缺笔、改字、空格等办法绕开。

就连苏轼，也因为祖父名叫“苏序”，一辈子写文章时把“序”字全改成“叙”，后来觉得还是不妥，干脆再改成“引”。一个人一生的用字习惯，就这样被祖父的名字改写了。

有意思的是，官方刻书避讳极严，民间坊刻却常常松散混乱，甚至同一部佛经里，有的讳字避了，有的干脆没避。这种松紧不一，恰恰说明避讳从来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普遍信仰，而是一种权力压力下的选择性服从。

离权力中心越近，规矩就越死；离权力中心越远，规矩就越松。

回过头看这一整套避讳文化，它留给后人的，远不止几则笑话。史书里被悄悄改掉的人名，让后世读史者时常要多做一番考证；一场关于父亲名字的争论，拦住了一个天才诗人的一生；几个同音字，能把一个学者送上断头台。

语言原本是用来交流的工具。一旦被绑上了尊卑等级的绳索，它就可能反过来变成伤人的刀。

避讳制度在辛亥革命之后基本被废止。今天我们写字说话，早已不需要为哪位长辈或帝王的名字绕道而行。但这段历史真正值得咀嚼的地方，不是“古人真麻烦”这么简单的一句感慨。

任何一套看似出于“礼貌”“尊重”的规则，一旦缺乏清晰边界、又被权力垂青，就很容易从约束言行的礁石，变成扼杀个体命运的暗流。

李贺的二十七年人生，冯道门客那句“不敢说，可不敢说”，田登治下那张荒唐的“放火告示”——它们看似风格迥异，说到底都指向同一件事：

当一个人连自己该怎么说话都做不了主的时候，他其实早已在别处失去了更重要的东西。

参考信息来源：

1. 《旧唐书·李贺传》

2. 韩愈《讳辩》

3. 《公羊传》

4. 《史记》

5. 《后汉书》

6. 《宋史·礼志》

7. 清代文字狱档案

8. 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