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刘 亮
《水利、政治与环境：近代太湖地区水域开发变迁研究》（胡勇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一书揭示了近代太湖流域“发展伦理”与“生态伦理”之间持续且剧烈的张力，为读者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演变提供了历史镜鉴。
在漫长的农耕实践中，中国先民形成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存智慧。太湖地区历代流传的水利规约、分水制度、圩田管理，都体现了对自然承载力的朴素认知。这种生态伦理根植于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深度依赖，即农业社会的人对“靠天吃饭”有着切身体验，于是发展伦理与生态伦理在“可持续生存”这个基点上达成了某种脆弱但有效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虽不完美，却维系了江南鱼米之乡数千年的繁荣。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在近代却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中国处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门槛之上，围垦者从湖泊索取土地与粮食，却不再顾及湖泊蓄洪调蓄的“代谢”功能，索取与回报之间的古老平衡逐渐被打破。随着“富强”成为国家优先的目标，加上财政持续弱化，治水责任不断下移，政府时而默许围垦以扩充税源，时而颁布禁令以平息水患。
如何走出“利与害”循环往复的怪圈呢？历史叙事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以生产力变革作为生态重塑的物质基础。近代太湖之所以被大量围垦，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低下，不能满足民众基本的生存需要，所以向湖要地。而今天，我们可以在不牺牲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物质财富的丰富。换言之，依靠科技进步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变革，人类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让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生态家园的守护并行不悖，互相成就。
当前，通过推动退耕还湖、退圩还湖、退养还湖等政策落地，太湖生态格局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些实践，既重构了流域生态系统、取得生态效益，也培育出新型经济增长点，实现了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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