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8月，北戴河海滨，毛泽东晨泳上岸后，意外遇见了古忆民。少年向他问好，毛泽东认出孩子的身份，随即问道：“你妈妈来了吗？”得知曾碧漪就在附近，他没有停留在寒暄上，而是带着几分埋怨说：“我叫她常来，她怎么不听话？”
这句问话，外人听来像是熟人之间的嗔怪。对曾碧漪而言，却牵连着三十多年风雨。她拄着拐杖走到毛泽东面前，右腿的残疾格外显眼。毛泽东看着她，询问身体，也问孩子。两位从革命年代走来的人，谈的并非宏大战事，而是许多家常琐事。
曾碧漪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中央苏区。1928年冬，她从广东南雄一带转移到江西寻乌。那时她年仅21岁，刚刚经历白色恐怖，能够进入山区，本身就是一次冒险。古柏与她相识，后来结为夫妻；而她也在这段经历中，走进了红军的秘密工作和地方调查。
1929年春，红四军进入寻乌。毛泽东准备开展社会调查，需要有人熟悉当地情况，还要能记录、整理材料。曾碧漪受过教育，做事细致，又熟悉赣南、粤北的社会环境，便承担起通信、抄写和记录工作。调查期间，她接触到大量商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地方人士提供的情况。
《寻乌调查》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重要文献。它不是坐在屋里凭空推断出来的，而是建立在大量访谈、核实和整理之上。曾碧漪负责的工作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到材料能否保存、观点能否落到实处。毛泽东曾在相关材料中提到古柏、曾碧漪等人的协助，这种肯定并不张扬，却说明她并非普通的事务人员。
她做的事情很杂。传递消息，整理文件，搜集报纸，誊写报告，样样都要耐得住性子。战争年代缺纸是常事，重要情报往往只能写在旧纸、布片甚至衣物上。曾碧漪后来回忆，毛泽东很看重实际效果，不拘泥于形式。材料只要能够留下，办法可以灵活；情报一旦耽误，后果却可能十分严重。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她的信任，并不只是工作上的使用。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后，曾碧漪曾奉命留下照料伤员。她还要安置孩子，隐瞒身份，避开搜捕。后来她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从事地下交通工作，使用过“许阿莲”等化名。一个普通名字，背后却是长期隐蔽战线的危险生活。
古柏的牺牲，给曾碧漪留下沉重打击。1935年，古柏在福建长汀一带战斗中牺牲，消息传到她那里时，革命形势仍在剧烈变化。她没有条件停下来哀悼，只能把个人悲痛压下去，继续完成组织交办的任务。对那个年代的许多革命者来说，家庭与事业并不是可以从容选择的两条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曾碧漪的人生并未因此轻松。她曾从广东北上，途中发生车祸，右腿留下终身残疾，孩子也在事故中遇难。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曾关心古柏遗留下来的子女，并推动有关方面寻找失散的孩子。1958年，古忆民从赣南被接回，这段多年分离的亲情才重新接上。
也正因为这些经历，北戴河的相遇才显得特殊。毛泽东并不是偶然记得一个名字，而是记得她在苏区做过的工作，记得古柏，也记得她后来承受的变故。曾碧漪没有频繁去中南海，一方面是身体不便，另一方面也有“不愿给主席添麻烦”的顾虑。毛泽东那句“你怎么不听我的话”，里面有责备，也有对老同志的牵挂。
临别时，他仍劝她以后常来。曾碧漪没有再像过去那样推辞。此后，她在身体允许时进城探望，谈话内容多是身体、孩子和老战友。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来，曾碧漪坐在收音机旁，久久没有说话。那场北戴河海滨的偶遇，也成为两人最后一段被记录下来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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