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两次调他奔赴中原，他没有理会，王震：怕困难吗！随即带上两个连出发

1947年6月11日，晋绥军区吕梁前线指挥部内，王震盯着桌上的电报，没有急着发火，只把搪瓷缸往桌边一放，问罗通：“调令来了两回，你还不动身，是怕中原的困难？”

罗通没有马上回答。他手边摊着一张吕梁地图，几处山口、据点和交通线，都被铅笔画得密密麻麻。这里的部队刚刚理顺，地方工作也正在展开，突然离开，等于把一摊尚未收尾的事情交给别人。

这不是普通的调动。

1946年8月，罗通奉调到晋绥军区第九分区任副政治委员。那时的吕梁山区，敌我犬牙交错，部队既要作战，又要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分区机关缺少熟悉部队建设和地方工作的干部，罗通被安排到这里，显然不是临时补缺。

他到任后，很快投入战斗和整顿。山沟、村镇、渡口、敌伪据点，逐渐被他摸清。峪口镇伏击战、贾家垭口反击等战斗接连取得成果，部队对他的信任，也是在这些具体事情里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有意思的是，罗通并非不明白中原的重要性。

抗战胜利后，中原地区成为国民党军重点争夺的方向。新四军第五师、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以及其他部队，先后在这一带活动。这里连接大别山、桐柏山和江汉平原，既能牵制敌军，也关系到华中与华北战场的相互呼应。

1947年，刘邓大军准备挺进中原，军队对熟悉当地地形、民情和作战条件的干部需求极为迫切。军委三局先后两次发电，要求罗通尽快前往中原，协助部队完成南下准备。电报上的“事关全局”，分量并不轻。

可罗通还是拖了下来。

他在回电中说明，吕梁山地战事紧张，手头工作暂时难以脱身。说到底，他舍不得放下已经熟悉的部队和群众，更担心自己离开后，原有的工作出现断档。对一名分区干部而言，这种顾虑并不虚假；但对整个战局而言，调令也不能无限期等待。

王震与罗通早有交情。

1945年秋，王震率部南下，在鄂南一带与罗通所在部队会合。两人在艰苦环境中相识，谈不上什么客套，更多是一起行军、一起商量战事。一次部队缺粮，大家围着一锅稀粥充饥，王震还打趣说：“鱼太少了。”罗通回了一句：“那就捞大的。”

这种小事不决定战局，却能让人记住一个人的性格。多年战场相处，王震知道罗通不是畏惧困难，而是责任心太重，舍不得把未完成的事情交出去。

所以，这一次王震没有继续绕弯子，只问了一句：“怕困难吗？”

罗通抬起头，答道：“困难不在吕梁，也不在中原，在哪儿都一样。”

话说到这里，事情已经明白了。罗通真正犹豫的，不是能不能去，而是去了以后，吕梁的工作由谁接手。王震没有批评他的留恋，只提醒他，眼下更大的任务已经摆在面前。

第二天拂晓，罗通收拾地图和文件，带着两个连出发。人数只有一百四十多人，谈不上什么浩荡声势，更没有专门的欢送仪式。临行前，他把手头工作交代给留守干部，只留下了一句意思明确的话：山里的事情，要有人接着干。

南下并不轻松。

部队穿越山地和河流，途中遇到敌机袭扰，也碰上暴雨和道路泥泞。有人提出放慢速度，罗通却认为，中原方面正在等人，不能因为行军困难耽误整体部署。两个连的兵力不多，但其中不少是经历过长期战斗的老兵，关键时刻能够担负骨干作用。

1947年7月中旬，罗通抵达晋城一带，随后接受新的工作安排，进入晋冀鲁豫部队，担任十二纵政治部副主任兼旅政治委员。由于肺部旧疾，他的编制和工作强度还得到过特别照顾，但实际任务并没有因此减少。

到了集结地，罗通发现，那里有不少来自新四军第五师的老战友。熟悉的口音、熟悉的作风，使队伍很快有了共同语言。他没有把两个连当成自己的“老底子”长期保留，而是将他们补入十二纵的战斗序列，填补部队在组织、训练和作战骨干上的缺口。

这一步很关键。

干部和老兵的价值，不只在于多带来几支枪，更在于能够把成熟经验传给新部队。队伍进入桐柏山区后，面对的是复杂地形和不断变化的敌情。罗通熟悉鄂豫边地区的情况，能够把山地作战经验与平原行动结合起来，帮助部队逐渐站稳脚跟。

从吕梁到中原，看似只是一次干部调动，实际牵动的是战场布局。华北部队进入大别山、桐柏山和江汉平原，需要解决的不只是兵力问题，还有群众基础、地方关系、部队整合和行动路线。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往往能少走许多弯路。

1948年春，江汉军区成立，罗通担任副司令员。此前，他只是带着两个连离开吕梁；此后，这批骨干已经融入中原部队，成为扩大根据地和开展独立作战的重要力量。

王震后来仍拿梁子湖的鱼开玩笑，罗通也顺着旧话题回应。战事紧张时，战友之间偶尔说几句闲话，并不是轻松，而是长期生死相交后形成的默契。

那两封被暂时搁置的电报，最终还是把罗通送到了中原。真正让他迈出吕梁的，并非一句催促，而是他终于明白：有些工作可以交接，有些战机却不能等待。王震问“怕困难吗”，罗通带上两个连出发，答案已经写在了行军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