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2月5日清晨，张家口城内的35军没有按预定时间开拔，修械所正在拆装，车辆还被抽调转运随行人员，部队直到中午才陆续出城。对一支准备穿越战区、返回北平的部队来说，这半天并不只是行军表上的耽搁，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手。
35军不是普通部队。它是傅作义早年经营起来的嫡系主力，长期担负察哈尔、平绥一线作战任务，装备和兵员都较为充实，在傅系部队中分量极重。平津战役打响后，35军的去向牵动着北平守军的部署，也牵动着解放军对平津集团的分割计划。
12月4日，傅作义已经命令35军从张家口撤回北平。当天上午，他还亲自到张家口视察并召开会议。按原定安排，会议结束后部队应尽快行动，可军长郭景云把出发时间推到了次日拂晓。
这一步看似谨慎，实则留下了明显空隙。
等到部队真正启动，解放军已经在平绥铁路和公路沿线展开行动。35军经过宣化、下花园一带时，公路被破坏，沿途又有阻击枪声。道路不通，敌情不明，部队行进速度自然大受影响。问题在于，郭景云仍把这次撤退当作一次普通转进，没有按照主力突围的标准处理。
到了鸡鸣驿，35军发现前方阻力越来越大。夜间，解放军正在构筑工事，战场态势已经说明，对方并非临时拦截，而是在有意封锁退路。有人主张趁夜行动，至少抢在阻击阵地完全成形前通过，郭景云却选择让部队按常规宿营。
这一夜，35军丢掉了最宝贵的时间。
第二天，部队向解放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持续到下午才勉强打开通路。部队抵达新保安后，又有人建议连夜向东突进，尽快靠近北平。郭景云没有采纳，理由是夜间行军容易造成更大损失。
这句话听起来有道理，却忽视了当时的根本矛盾：35军面对的不是一般追兵，而是正在迅速合围的解放军主力。白天行动看似稳妥，实际却让对手获得了调兵、构筑阵地和截断道路的机会。战场上，少承担一分夜行风险，往往就意味着多承担一分被包围的危险。
12月7日，35军再次向东攻击。经过一天激战，部队没有取得决定性进展，只得退回新保安。此时，杨成武、罗瑞卿、耿飚指挥的华北野战军部队已经快速逼近，35军原本的撤退路线被切断，部队从“行军回撤”转成了“困守待援”。
退入新保安，是郭景云判断中的又一个关键转折。
如果继续向北平方向强行突击，35军或许仍有付出重大伤亡后突围的可能；一旦退回城内，便等于把部队置于一个便于封锁、便于分割的狭窄区域。更麻烦的是，35军此前连续耽搁，已经让北平方面难以形成及时、完整的接应。
郭景云并非不知道危险。他清楚35军是傅作义手中的王牌，也知道傅作义不会轻易放弃这支部队。被围之后，35军仍寄希望于外部救援，这个判断并非毫无根据。
傅作义确实组织了救援行动。安春山率领的第104军曾向新保安方向推进，一度抵近十余里。若援军和35军能够同时发力，形成内外夹击，战局未必没有变化。
偏偏到了这个关口，协同问题暴露出来了。
35军试图从新保安突围，与104军会合，但沿途遭到解放军顽强阻击。突击受挫后，郭景云要求104军直接打到城下接应。安春山与郭景云素有矛盾，双方在指挥方式和责任问题上本就缺少信任。救援受阻后，彼此埋怨更使协同陷入僵局。
“你们为什么不能再向前一步？”35军方面曾把希望寄托在援军身上。
而对104军来说，前方有阻击，后方也面临被切断的危险。安春山担心继续深入会使104军自身陷入包围，最终选择向北平方向退却。内外两支部队没有形成真正的合力，最后一条可能的通道也随之关闭。
这场失败不能只归结为某一次战斗失利。35军从张家口出发时，延误已经发生；行至鸡鸣驿后，没有及时利用夜暗摆脱阻击；抵达新保安后，又在是否连夜突围的问题上作出保守选择；被围之后，内外援军之间还缺乏统一指挥。几个决定单看似乎都能找到理由，连在一起，却把一支王牌部队一步步推入死地。
新保安被围后，35军的粮弹不断减少，伤员无法转运，部队行动空间越来越小。傅作义虽然多次组织救援，却始终没有形成足以打破包围的力量。12月下旬，解放军发起总攻，35军防线相继被突破。至12月24日，新保安战斗结束，傅作义苦心经营多年的35军基本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平津战役中，北平守军的心理防线也由此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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