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上海沪西新闸路一处普通民宅内，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军委会议。门外看起来平静，屋内讨论的却是严酷环境下的军运工作。谁也没有想到，危险已经顺着一通电话逼近。
彭湃是海丰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者。1927年11月，他领导建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鲜明印记。中共六大后，彭湃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农委书记、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
杨殷同样是中央重要干部，曾任中央军委主任、军事部部长。颜昌颐、邢士贞也在军委系统担任职务。四人同时被捕，绝不是一次普通的破坏行动，而是敌人对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精准突袭。
会议进行到一半，国民党军警突然包围民宅。前后门被封锁，武装人员冲入屋内，将参会人员全部带走。与会者张际春也被捕，但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后来被保释。彭湃等四人却未能幸免。
中共中央军委当即设法营救。周恩来组织力量，准备在押送途中袭击囚车。可是行动当天，参与人员领取的新枪枪膛内涂有厚重黄油，临时擦拭不净，影响了射击。押送车辆经过时，营救行动没有形成有效火力。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上海龙华英勇牺牲。枪声传来后，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不只是悲痛，还有一个必须查清的问题：如此机密的会议，究竟是谁泄露了消息？
调查很快发现，会议时间和地点并非外界能够轻易获知。军委秘书白鑫负责会议通知与地点安排，事先掌握完整信息。他也在现场被捕，却没有和其他人一同遇害。这个细节，让他的身份立刻受到怀疑。
白鑫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后来担任中央军委秘书。早年他与林彪同在叶挺部队工作，也曾走上革命道路。以当时的资历看，他本来有着不错的前途。
然而，革命处于低潮时，个人选择往往会暴露真正的信念。白鑫的亲属曾因叛变被处置，他对此长期不满；加上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他逐渐产生悲观情绪。在国民党特务的拉拢下，他最终选择出卖组织。
8月24日上午，彭湃打电话通知白鑫，下午3点召开军委会议。白鑫随后将消息转告国民党方面。敌人据此调集军警，迅速扑向会议地点。由于周恩来当天身体不适，没有参加会议，否则后果更难估量。
白鑫的叛变暴露后，周恩来要求中央特科尽快处理。可是白鑫非常清楚特科的行动能力，立即藏匿起来。国民党方面还在报纸上故意刊登消息，称白鑫已经被带往南京，试图掩盖他仍在上海的事实。
有意思的是，真正提供关键线索的，并不是特务机关内部人员，而是一名医生。
这名医生叫柯麟，1901年出生于广东海丰，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开设诊所，表面上行医，实际上也承担秘密联络任务。白鑫患有腰病，曾到柯麟处看诊。白鑫并不知道医生的真实身份，柯麟起初也不清楚他已经叛变。
后来，特科人员拿着白鑫的照片进行辨认，柯麟认出了这个常来就诊的人。白鑫不敢再到普通诊所，便请柯麟前往范争波公馆看病。柯麟由此掌握了他的藏身处，并向陈赓报告：“白鑫就在范公馆。”
范争波是负责联络白鑫的特务头目，公馆戒备森严，直接闯入并不现实。陈赓等人只好在附近布置监视力量，持续观察白鑫的行动。时间一天天过去，白鑫始终不肯离开，行动计划也因此陷入僵局。
随后，特科借助杨登瀛的关系，制造了可以帮助白鑫办理出国手续的机会。白鑫急于逃离上海，果然上钩。手续办妥后，他以为自己已经找到退路，却不知道离开公馆的时间，早已被严密掌握。
1929年11月11日深夜，范公馆门前，白鑫在范争波等人陪同下准备登车。几名特科人员乘车赶到，迅速开枪。范争波身中数弹后逃生，白鑫当场毙命。
从会议地点泄露，到医生辨认身份，再到公馆门前的伏击，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追查，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展开：在上海严密的白色恐怖下，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纪律、判断和极少数可靠的线索维系生存。柯麟那句关于住址的报告，也成为案件中最关键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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