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0月20日，北京辅仁大学课堂上，周作人面对学生，讲了一小时《颜氏家训》中的《兄弟》篇。前一天，鲁迅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兄弟二人已经断交13年，这次讲课，便被许多人视作周作人对亡兄最后的回应。
课堂上的周作人没有长篇谈论鲁迅，也没有把私人纠葛摊开来讲。他只是围绕“兄弟相处”解释古文，语气平静，内容却难免让旁听者联想到周家那场持续多年的决裂。
这对兄弟早年并非如此。
1906年，鲁迅奉母亲之命从日本回绍兴，与朱安完婚。婚后仅停留数日，他便再次赴日，并带着二弟周作人同行。兄弟二人共同生活、求学，后来还一起从事翻译和文学活动，彼此之间有很深的信任。
1908年左右，他们在东京结识羽太信子。周作人与她相识相恋，1909年登记结婚。羽太信子是日本人，这段婚姻在当时的留学生圈子里并不罕见。鲁迅起初没有明显反对，周家与羽太家的联系，也由此越来越紧密。
1911年，周作人携妻回国。鲁迅此前已经回到中国，先后在杭州、绍兴和北京任职。兄弟虽然不在一处，关系仍然不错。鲁迅日记中，多次记有给弟弟寄钱、购书、写信的事情。周作人一家遇到困难时，鲁迅也曾出手相助。
真正让关系变得复杂的，是全家迁入北京八道湾以后。
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下八道湾宅院。那年11月，他与周作人先搬入，12月底又把母亲、朱安以及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一座宅院里住着十几口人，既有老人，也有孩子，还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习惯。
人一多，钱粮、佣人、住房和亲属往来，样样都可能引发摩擦。
当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收入相对稳定；周建人尚未找到合适工作，鲁迅希望先帮三弟站稳脚跟。鲁迅看重的是一家人共同承担，周作人夫妻却更希望拥有相对独立的生活。两种想法碰到一起，矛盾便不只是几顿饭、几笔钱的问题了。
在八道湾，羽太信子逐渐负责家务和日常开支。鲁迅把这看作大家庭中的分工，羽太信子却希望拥有更大的支配权。佣人如何使用，孩子如何照料，钱款怎样安排，意见稍有不同，就容易形成隔阂。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许多说法，都把矛盾简单归结为“弟媳挥霍”。但从现存材料看，八道湾的冲突还牵涉家庭权力、经济责任以及中日两边亲属的安排，不能只用一个人的性格来解释。
周作人的岳父母及亲属是否接到北京，也曾引起争论。鲁迅认为可以寄钱赡养，不必全家迁来；周作人夫妻则有自己的考虑。家庭内部一旦出现“谁有决定权”的问题，原本的亲情就容易被具体利益切割。
1921年，周建人离开北京，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职。这件事看似是个人就业，实际上也意味着周家原有的共同生活开始松动。三兄弟共同维系的家庭格局，出现了第一个明显缺口。
更尖锐的冲突发生在周作人生病期间。教育部一度拖欠薪资，周作人住院又需要费用，鲁迅为筹钱四处设法，甚至处理自己的书稿。关于鲁迅深夜到后院通知羽太信子一事，后来流传出“非礼”说法，但这属于当事人之间的指控，缺乏足够旁证，不能当作已经坐实的事实。
问题在于，周作人似乎相信了这一说法。
1923年7月，鲁迅日记里留下了“启孟来”的记载，随后又记下搬离八道湾的经过。周作人没有选择当面把事情说清，而是以书信方式告知兄长，要求他不要再到后院。鲁迅受到刺激，决定离开这座曾经寄托“兄弟不分家”愿望的宅院。
临行前，鲁迅带走了自己的书籍和部分物品。兄弟之间，从此不再往来。那一年，鲁迅42岁，周作人38岁，正处在思想和事业都很活跃的阶段，却没有把误会与怨气当面化解。
此后的13年里，鲁迅在上海写作，周作人留在北京任教、著述。两人偶尔通过亲友间接得知彼此消息，却始终没有恢复联系。外界不断追问决裂原因，周作人很少正面说明，鲁迅也没有留下完整的公开解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10月20日，周作人在课堂上讲《兄弟》篇。有人问起鲁迅，他没有展开，只说：“兄弟之间，贵在和顺。”这句话是否专门为亡兄而发，已难以考证。
但那堂持续一小时的课，确实发生在鲁迅去世后的第二天。讲台上的周作人面对的是古书，心里牵动的，却是已经无法再对话的兄长。半个月后，上海举行鲁迅葬礼，周作人未能赶到；八道湾旧宅留下的家书、日记和书信，成为后人追索这场兄弟决裂的主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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