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取巧的书法教授

最“取巧的书法教授

当代书坛，有守正者，亦有取巧人。中央美院教授王镛，大约是后者中的高手。他绕开了一座座需要苦修的山门，却登上了峰顶。这本身就有几分意思。

说起来，王镛称得上是书坛最不“科班”的科班出身。说他科班，正儿八经的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说他不科班，他在美院读研期间，他学的是绘画，书法靠自己摸索。好比一个人，手里攥着医科大学的文凭，牌子响当当，可细问之下，读的是兽医专业。给牛马看病是一把好手，真上了手术台给人开刀，到底隔了一层。他的老师是李可染、梁树年，画山水的大家，不是教写字的。招牌固然响亮，论起书法的路子，打这儿就开始歪了——可歪有歪的风景，谁又说得准呢？常言说歪打正着，条条大路通罗马，他后来硬是从这条路走到了罗马。

王镛少年时便在书法篆刻上用功，根基不算浅。六岁即临唐楷，中学时便入选“首都书法篆刻展”，那份履历拿出来，也是沉甸甸的。然他的勤奋，全用在一个点上——如何让字更野，更拙，如何让自家面目更独特。好比一个习武之人，不肯老老实实扎马步、练套路，专攻各路奇门兵器，什么拐子、流星锤，练得风生水起。

再看他的取法。孙过庭《书谱》里讲得明白：“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学诗的人，总要读一读李杜苏辛，这是正路。王镛偏偏绕过这些，径直走向秦汉瓦当、摩崖野刻、民间砖铭。这些东西，古人自己也不太当回事。

好比有人学诗，放着李杜不读，偏去搜集民间顺口溜、打油诗当范文。旁人劝他两句，他即便不肯改，心里多少也有几分羞赧，因为高下之分明摆着。可王镛却理直气壮得很——这理直气壮里，有几分是真自信，又有几分是硬撑，外人就无从知晓了。但他眼光确实是独到的，那些被遗忘的砖瓦文字，经他一摆弄，竟生出一种生拙质朴的味道。好比一座雕琢精美的园林里，忽然多了一块未加斧凿的顽石，初看粗糙，看久了，自有一种大璞不雕的意趣。这大约也是他能立得住的原因。

八十年代书法复兴，大家看惯了规规矩矩的帖学，王镛拿出那一批瓦当风格的作品，歪歪扭扭、毛毛糙糙，顿时让人觉得新鲜。好比满桌鱼肉，忽然端上一盘野菜，众人都抢着尝。尝到了甜头，他便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到黑。线条再毛涩一点，结体再歪斜一点，面目再怪诞一点。至于回头扎扎根基，补补课，似乎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这便是一种遗憾——可遗憾归遗憾，倘若他当年真回头补了课，境界会一样么？

文化底子也是一层关。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书法终究是文人的余事，字外功夫比字内技巧更紧要。王镛的底子是现代美术的一套，重构成，重张力，讲究视觉，书卷气确实淡了些。他的字里找不见温润含蓄，也少了几分中和之美，更多是纯粹的形式感。但也正因少了文人的包袱，他才放得开手脚，把那粗头乱服的野趣发挥到极致。他占了这个便宜，也吃了这个亏。这世上的事，原本就是得失相生。

王镛最厉害的地方，其实不在写字，在圈子与话语权。1981年留校任教，那时书法高等教育刚刚起步，谁站在讲台上，谁就是标准。中央美院的平台、李可染弟子的光环、书画印三栖的全能面目，三者叠加，他在体制内一路畅通。“流行书风”“艺术书法”的口号提出来，解构传统、颠覆法度那一套，便成了当代创新。

王镛的路子和成功，只可有一，不可有二。这个道理，追随“流行书风”的人，并不明白。王镛成了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临帖，多半走马观花，目光落在线条的张力、空间的构成上，经典里的温润笔意、萧散气息，就不太在意了。路子一偏，便很难回头了——可谁又敢说，偏路走到底，就不能另辟一番天地呢？王镛从偏路走出来了，不就是新路吗？

公允地说，王镛让一部分人看到了主流之外的审美可能，苍茫浑朴的气格，确有其价值。然一人取巧无妨，若带坏一代人，便不可等闲视之。在他影响下，书坛渐起一股风气——临帖走马观花，读书浮皮潦草，专攻结体扭曲、线条怪诞，把粗率当个性，把无法度叫创新。传统的中和、温润、文气，被挤到了角落。要论粗野，比王镛更有过之，这笔账，算在王镛头上似乎太重，完全不算在他头上，又似乎太轻。

前几年有个书法展览，名字叫“请循其本”。这四个字真是掷地有声。它像是在提醒每一个写字的人——书法的“本”在哪里？是线条的扭动？是空间的张力？是视觉的冲击？还是那份温润中和的文人气、那种根植经史的笔墨精神？王镛一路疾驰，把那条新路走成了大道，如今他的学生遍布书坛，“王镛风格”仿佛成了正途。可越是这样，越让人想问一句——那被丢在路边的“本”，还有人弯腰去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