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那年入冬的冷风比往年来得都要早一些，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叶子在一夜之间掉了个精光，光秃秃的树杈直愣愣地刺向灰白色的天空。
屋檐下的灶台前，母亲正弓着腰，手里拿着烧火棍拨弄着灶膛里的柴火。橘红色的火光映照着她布满风霜的脸，锅里正咕噜噜地冒着热气，那是母亲刚蒸上的两笼白面馒头。
院门就在这时候被推开了，木门发出干涩的吱呀声。母亲站起身，手里还在围裙上擦着灰。进来的是个干瘦的男人，约莫五十来岁，身上穿着一件辨不出颜色的旧棉袄，袖口处破了几个洞，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他手里拄着一根看不出材质的木棍，背上还斜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褡裢。
那人的打扮很像个走街串巷的算命先生，但眼神却浑浊疲惫，没有那些江湖骗子常有的精明。他在院子中央停下，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了一下，眼睛死死盯着不断冒出白气的蒸笼，声音嘶哑得像两块粗糙的石头在摩擦：“大嫂，俺走了几十里山路，实在饿得走不动了。能给口热乎吃的吗？哪怕是口剩汤也行。”
母亲没说话，只是转身掀开了沉重的木锅盖。一股浓郁的麦香瞬间随着白色的蒸汽升腾开来，弥漫了整个院子。她利索地用略带粗糙的手从滚烫的屉布上捡起三个白白胖胖的馒头，转身走到那人面前，塞进他手里。
“刚出锅的，小心烫。”母亲语气平淡，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感。
那男人捧着馒头，手抖得厉害。他甚至顾不上烫，张嘴就狠狠咬了一大口，囫囵吞咽下去，差点噎得翻白眼。
母亲见状，又叹了口气，转身去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递给他。男人连吃带喝，不过眨眼间的功夫，三个扎实的白面馒头就下了肚。
吃完后，他用满是裂口的手背抹了抹嘴，原本浑浊的眼睛里似乎有了点光亮。他没有马上道谢离开，而是定定地站在原地，目光越过母亲的肩膀，把我们家那三间有些年头的土坯房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最后视线落在了母亲脸上。
“大嫂，吃了你的白面馍，受了你的大恩，我得跟你说句实话。”男人的神色突然变得极其严肃，连那佝偻的脊背都挺直了几分，“你家不出三个月，必有血光之灾。这灾避不开，躲不掉，得见血。”
母亲原本正准备拿扫帚扫院子的手猛地顿住了。因为在农村，最忌讳的就是别人上门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更何况是刚受了人恩惠的讨饭人。母亲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一把将扫帚重重地顿在地上，扬起一阵尘土。
“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我好心拿白面馍给你填肚子，你倒好，吃饱了反咬一口，咒我家有灾？”母亲的声音里透着压抑不住的火气，“走走走，赶紧出去，我家不信你这一套！”
男人被母亲往外赶，也没有辩解，只是叹了口气，抓紧了手里的木棍，一边往院门外退，一边压低声音快速说道：“大嫂，我不骗你。这灾应在家里主事男人的身上。你是个心善的人，我只能言尽于此，多留心脚下，多防着高处啊！”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顺着村口的那条土路走远了，很快就消失在傍晚的冷风里。
母亲站在院门口，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她用力关上院门，插上门闩，转过身来时，我看到她的脸色比刚才还要难看。她平时是个胆大心细的女人，什么苦没吃过，可那句“血光之灾”就像是一根无形的刺，硬生生地扎进了她心里。
傍晚时分，父亲推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自行车进了院子。他浑身都是采石场里带回来的白色石粉，连睫毛上都挂着灰。一进门，父亲就咧开嘴笑，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烧饼递给我，然后转头对母亲说：“今天工头给结了上个月的工钱，我看着这几天的进度，过年前咱们能把欠大舅的钱还清了。”
母亲没有像往常那样接过话茬，她只是闷声不响地把热水倒进脸盆里，端到父亲面前。父亲洗脸的时候，母亲就站在一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父亲那双因为常年握钢钎而布满老茧和细小伤口的手，还有他那件早已经被石头磨得薄如蝉翼的旧外套。
那天晚上，母亲翻来覆去地没有睡着。我睡在旁边的小床上，能听到她一次次叹气的声音。她没有把算命先生的话告诉父亲。因为她知道父亲的脾气，那是头倔驴，要是听了这话，只会觉得是无稽之谈，甚至还会嫌母亲封建迷信。可是，母亲心里的那根弦已经被彻底绷紧了。
从第二天开始，家里原本平静的节奏被悄然打破了。母亲的行为变得有些古怪，甚至让我觉得有些神经质。
她把父亲那双鞋底已经磨平的黄胶鞋直接扔进了灶膛里烧了，硬是拿出家里准备买年货的钱，去镇上给父亲买了一双鞋底极厚、防滑纹路极深的新劳保鞋。
父亲心疼钱，抱怨了几句，母亲却罕见地发了很大的火，眼圈通红地冲父亲吼：“让你穿你就穿！你要是摔了腿，我和孩子指望谁去？”父亲被母亲的反应吓住了，再也没敢说半个不字。
不仅如此，母亲还拿出了家里最厚实的一块粗布，连夜给父亲缝了一顶带护耳的厚棉帽。帽子里塞满了家里最好的棉花，戴在头上像个笨重的头盔。母亲规定父亲只要在采石场，无论干活多热，这帽子都不许摘下来。
最让我感到不解的是，母亲原本每天都是让父亲带饭去采石场，中午他在锅炉房热一下对付着吃。但自从那个算命先生来过之后，母亲坚决不让父亲带饭了。每天临近中午，不论外头刮风下雪，母亲都会准时把热腾腾的饭菜装进铝制饭盒，用毛巾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徒步走上三里多地的山路，亲自送到采石场去。
其实我知道，送饭只是个借口。母亲到了采石场，总是远远地站在安全线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父亲在半山腰上打炮眼、搬石头。只有看到父亲平平安安地从操作面上下来，走到她面前端起饭盒吃饭，母亲那紧绷的肩膀才会微微放松下来。等父亲吃完，她也不多留，收起饭盒就匆匆往回赶，回家接着干农活。
采石场的工友们都笑话父亲，说他娶了个离不开男人的老婆，半天不见都要跑来查岗。父亲憨厚地挠着头傻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其实挺受用。
我清晰的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天阴沉沉的，飘起了细碎的雪花，山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那天学校放假，我也跟着母亲一起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雪落在母亲的黑发上，化成了冰水。我冻得直哆嗦，母亲把我的手揣进她的胳肢窝里，脚步却没有半分减慢。
我们刚走到采石场的大门外，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刺耳的哨声，那是准备爆破的信号。按照规矩，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要撤到安全区域。母亲停下脚步，拉着我站在一堆废弃的石料后头，习惯性地在撤下来的人群中寻找父亲的身影。
一个、两个、三个……工人们陆续从山上走下来，聚在避风的工棚边抽烟聊天。可是，母亲的目光扫了三遍，也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母亲的脸色瞬间变了，惨白如纸。她一把松开我的手，连饭盒都没拿稳，哐当一声掉在地上，饭菜撒了一地。她疯了一样地冲向负责点火的工头，声音尖锐得破了音：“老王！我家男人呢？建国呢？他怎么还没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