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25周年，两名幸存者公开死里逃生细节：在81层火海中不顾警告往下走，上楼的同事再没回来

“伸张正义的时间或许已经不多了。”在“9·11”袭击事件25周年之际，遇难者家属仍在等待案件主谋的最终审判。有年事已高的遇难者家属坦言，担心自己无法活着看到凶手被定罪的那一天。

25年后，美国世贸中心南塔的两名幸存者，布莱恩·克拉克与斯坦利·普雷姆纳特，对恐怖瞬间记忆犹新。遇难华裔空姐邓月薇的名字，则作为纪念，留在了旧金山中国城的一座康乐中心。幸存者陈思进早已离开美国，并把“9·11”视作第二个生日。

这场恐怖袭击留给人们的创伤远未结束：南都N视频记者查阅发现，“9·11”袭击事件25周年前夕，纽约市政府首次公开当年的空气质量文件，这被称为“姗姗来迟的清算”，是对受害者及维权组织多年努力的难得回应。

而这样的“无视”，陈思进在今年再度发文回忆道：事发几个月后，现场的阴霾才散掉，“里面都是有毒的”，“（附近）居民们本来是撤了，一个月以后又让他们回去住”。上述报告显示，世贸中心坍塌后释放出有毒物质形成的“毒空气”，已导致近6000人因相关疾病离世。大量受害者和维权组织为争取赔偿，已奔波多年。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当日。

仍未开庭的审判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

每年9月11日，当世界各地的民众回看这场曾“改变美国历史”的恐怖袭击事件时，可能很难想象，对于案件幕后主使的审判至今仍未开庭。“9·11”事件25周年前夕，遇难者家属的担忧已经转向，“伸张正义的时间或许已经不多了”。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冲向纽约世贸中心及五角大楼，将纽约地标世贸中心双子塔从城市天际线彻底抹除，最终致使近3000人死亡。

汤姆·雷斯塔的哥哥约翰，与他已怀孕的妻子西尔维娅，是这场重大灾难的遇难者。过去25年间，汤姆曾4次前往美国关塔那摩海军基地，旁听涉“9·11”袭击事件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及其同案被告的审前程序。当地时间9月8日，他在公开受访时形容道，这一过程“费力且乏味”。

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

当地时间8月26日，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宣布，对穆罕默德及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日开庭。该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一年半。

但汤姆对开庭的预期依旧悲观。他已做好庭审进一步延迟的准备，而由于已经过去了太长时间，他的一些亲属担心自己无法活着看到幕后主使被定罪的那一天。

“今年11月，我的父亲就年满98岁了。被告们也都年事渐高，庭审时他们是否还活着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汤姆说。

在遇难者家属中，这样的担忧是普遍存在的。遇难者拉尔夫·格哈特的兄弟斯蒂芬也谈道，“我不希望他们在未被定罪的情况下去世，因为那对所有家属来说都是不公的——我们抓捕了这些人，却仍未能将他们送上法庭，为屠杀我们的至亲者的罪行付出代价。”

对开庭时间不断延长的情况，军事法官、美国空军中校迈克尔·施拉马指出，这是因为需要额外时间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例如就哪些证据可提交法庭存在的不同意见。这起案件能否如期开庭，取决于是否能按时完成各个节点的任务和阶段性目标，因此这个日期仍有可能再次被推迟。

穆罕默德被控犯有包括谋杀在内的多项罪行。他曾表示，自己“从头到尾策划了整个‘9·11’袭击事件”。在指控中，他被认为构思了“训练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向建筑物”的核心计划，并将此计划提供给“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2003年，他在巴基斯坦被逮捕，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审讯。2006年，他被转移至美军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其案件也交由美国军事法庭负责。

穆罕默德也被认为是本·拉登“最信任和最聪明”的副手之一。南都记者注意到，该案之所以迟迟未能审结，主要是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前被曝在审讯相关犯罪嫌疑人时曾使用酷刑，以此获得的证据可否得到法庭采纳，成为久拖未决的法律问题。

据悉，穆罕默德2003年被捕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其间遭受了183次水刑等多种形式的酷刑和强制审讯。

“全是火焰、难以呼吸、无处可逃”

今年，布莱恩·克拉克已年满79岁，与妻子在新泽西州北部安享晚年。9月11日这天，他将来到新泽西州当地的城镇广场参加追悼会。而远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座教堂里，比克拉克小十岁的牧师斯坦利·普雷姆纳特将发表一次讲话，主题是他的亲身经历。

克拉克和普雷姆纳特是“9·11”袭击事件的幸存者，在事发地点世贸中心南塔，撞击点及其上方区域幸存下来的人仅有4名，他们就是其中两人。

9月初，在“9·11”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克拉克与普雷姆纳特向公众详细讲述了两人从绝境逃生到友谊延续至今的完整经历。

布莱恩·克拉克和斯坦利·普雷姆纳特。

2001年9月11日，8时46分。正在世贸中心南塔84层办公的克拉克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头顶的灯光开始闪烁，克拉克坐在椅子上转过身去，余光中看到窗外火光缭绕，“那一幕如此令人震撼。两三秒后，火焰消失，漫天飘舞着烧焦的纸屑。”

他随即行动起来，从头顶的柜子里取出一支手电筒，开始领导人们向大楼中央走廊疏散。同事们正挤在朝北的窗户前，抬头仰望着。巨响发生时，北塔93至99层遭到被劫持的美国航空11号航班飞机撞击，熊熊烈火正在吞噬双子塔。

后来的报告指出，这次撞击当场杀死了飞机内和北塔楼里的数百人，切断楼内全部三条紧急逃生通道，令91楼以上的人无处可逃。

此时，南塔81层，普雷姆纳特坐在办公桌前，正与外地的同事通电话。话筒那头，是同事恳求他尽快撤离的声音，而普雷姆纳特望向窗外，另一架飞机正呼啸而来，距离已如此之近，以至于他已经能看清联合航空175号航班飞机尾部的“U”形标志。

9时3分，这架飞机以斜向角度撞向南塔大楼，穿透了77至85层间的区域。冲击力瞬间摧毁了墙壁，切断了电线，各类碎片席卷了整间办公室。普雷姆纳特回忆道，整个办公室“就像被一个巨大的破拆铁球砸过”，四周全是火焰，头顶的楼板塌陷，飞机残骸散落，他感到难以呼吸。

“9·11”事发现场，世贸中心双子塔。

撞击发生后几秒，克拉克一度感觉到大楼正“向西倾斜”，他极度恐惧，以为大楼将要“翻倒过来”。待大楼重新稳定后，克拉克召集了几名同事，沿着奇迹般尚未遭到破坏的唯一一条楼道开始向下走。在81层时，他们被人拦住，警告不能再继续向下。就在这时，克拉克听见了81层深处传来的微弱呼救声。

呼救声来自普雷姆纳特，他正在废墟中向外艰难地爬行。因为此前发生的撞击，他已经短暂失聪，但不远处出现了一束手电筒的光。克拉克让他敲击墙壁确认位置，随后从石膏板隔墙的破口中伸手扯住了他，将普雷姆纳特从另一侧拉了过来。脚下的办公桌又突然坍塌，两人重重地摔倒在地，滚作一团。

当他们回到楼梯间后，克拉克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他用手电筒向楼下照去，没有看到火焰，于是决定不顾此前“不能下楼”的警告，与普雷姆纳特一起继续向下撤离。克拉克的几位同事则认为楼顶更加安全，选择继续向楼上走，最终他们在坍塌事故中丧生。

这天早晨，后来被称作“美国的英雄”、首先向地面报告劫机情况的华裔空姐邓月薇，正在美国航空11号航班上工作，整架飞机上的人员无一幸免。为了纪念邓月薇，旧金山中国城的一座康乐中心重新整改，并以她的名字命名。

邓月薇。

她的哥哥邓达民曾告诉南都记者，父亲在2007年去世，生前每天守着电视看新闻，“等一则她还活着、将要回家的新闻”。每年9月11日之前，他会提前一两天先去一趟墓地，在妹妹和父亲的墓前放下鲜花。

“姗姗来迟的清算”

作为华人幸存者，陈思进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坦言，与死神擦肩而过后，他把“9·11”视作第二个生日。

“9·11”袭击事件次日，陈思进任职的公司就在新泽西州敲定了一个临时办公场所，他因此得以暂时远离受哀痛与疾病阴霾笼罩的曼哈顿下城。

今年8月末，陈思进发布视频再度谈及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他回忆说，事发几个月后，现场的阴霾才散掉，“里面都是有毒的”，“（附近）居民们本来是撤了，一个月以后又让他们回去住”。“事件本身直接相关的遇难者是两千多人，当场死的。但是后来十年之内，陆陆续续死了好多人。”

陈思进年轻时在华尔街。受访者供图

这场恐怖袭击引起的噩梦还在延续。美国维权组织“9·11健康观察”指出，25年来，已有近6000人死于与该事件相关的疾病。

公开资料显示，世贸中心爆炸后，两栋大楼化成废墟，释放出的有毒物质超过2500种，其中多是钢筋水泥、玻璃纤维粉尘物，最为可怕的是石棉、铅、汞等物质燃烧释放的有毒粉尘。

“9·11”袭击事件发生后，大约4万名包括警察、消防员和医护人员在内的救援队伍开始了每天24小时的轮班、长达数月的拯救清理工作。这项工作在2002年宣告结束，也是在同一年，大约有90%前往现场的人员被发现患上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

对于曾参与后续救援和清理任务的约翰·菲尔来说，灾难记忆是碎片化的，但苦涩的气味遗留至今——“破坏、死亡、碎混凝土和融化的钢铁混合在一起，这种独特的气味将伴随我的一生”。

在救援任务中，菲尔的左脚被数千吨的钢材压碎。康复期间，由于工作时长超出要求范围，他失去了获得早期受害者赔偿资金的资格，随后，工伤补偿和社会保障的申请也被拒绝。

过去25年里，菲尔和参与后续任务的救援人员不断前往华盛顿，试图与国会议员谈判，他们为受“毒空气”影响的民众争取资金支持和医疗福利。

早期的《詹姆斯·扎德罗伽“9·11”法案（VCF法案）》历时数年才得以在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并于2011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规定参加“9·11”救援工作的警察、消防员等人员，以及当时在纽约下城区居住、工作和上学的市民，如果因吸入“毒空气”而健康受损，可申请医疗费和赔偿。

在为使VCF法案的受害者赔偿基金申请期限延长至2090年的听证会上，身患绝症的前纽约警探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带病前来，他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出诘问：“不到24小时后，我将开始第69次化疗。我本不该出现在此，是你们迫使我前来。”

不久后，阿尔瓦雷斯与世长辞。菲尔对此铭记于心，在每一次资金争取和扩大受保范围的斗争中，他始终在场。菲尔谈道，过去数年里，他经常接到同伴的电话，得知又有其他人患上了疾病。“我去过华盛顿特区388次，开了大约2400场会议。我们在国会大厦的走廊里来回走，次数多到足以绕地球两圈。”

美国华盛顿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活动上的遇难救援人员肖像。新华社发

“9·11”袭击事件25周年前夕，当地时间9月8日，纽约市政府首次公布了袭击发生后空气质量文件，被称为“姗姗来迟的清算”，是对菲尔等受害者和“9·11健康观察”等组织持久努力的难得回应。

曾在灾难发生后警告时任美国纽约市长相关情况的美国众议员杰里·纳德勒，也于25周年纪念日之际提出了最新的《不让“9·11”事件受害者家属被遗忘法案》，该法案仍旨在确保此前未能获得经济赔偿的“9·11”袭击事件受害者家属最终能够获得赔偿。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向南都记者指出，当前再度回看、反思“9·11”袭击事件，人的尊严依旧应当是讨论核心。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出品：南都即时

统筹：向雪妮 张倩寒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肖玥 张倩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