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宝木巴”与中国

二〇二四年，娜·尤·伊利什金娜的《乌兰达赖：草原史诗》一书获得俄罗斯第二十二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列·阿·尤泽福维奇的《远征巴尔浩特》。这两部作品都致力于将“蒙古议题”带入俄罗斯的历史叙事，并一反“蒙古桎梏论”或“蒙古威胁论”，以文学的微观视角展示蒙古人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互动联结。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股席卷俄罗斯的文学思潮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动因，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是俄罗斯社会殖民霸权的一种当代镜像，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红海、“宝木巴”与中国

——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蒙古议题”

二〇二四年十月十日，俄罗斯第二十二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公布了获奖名单。该奖项创立于二〇〇三年，由列夫·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设立，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年度文学奖项之一，旨在推动并弘扬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传承与新兴潮流。除了由俄罗斯杰出作家、资深文学评论家及知名公众人物所评选的奖项外，该文学奖还设有由读者网络票选的特别奖。娜·尤·伊利什金娜的《乌兰达赖：草原史诗》一书获得了该年度最受读者欢迎奖。

在蒙语中，“乌兰”意为“红色”，“达赖”则表示“大海”，因此，书名中的“乌兰达赖”可被理解为“红海”。在卡尔梅克神话中，“红海”寓指地狱般的血海。该书正是借此意象，展示俄国卡尔梅克人（俄语中称土尔扈特蒙古人为卡尔梅克人）所经历的沉重历史。

2024年10月10日，俄罗斯第22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颁奖典礼中，《乌兰达赖：草原史诗》（Улан Далай: Степная сага）获得年度最受读者欢迎奖（来源：MySlo.ru）

此外，在该届“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中，另一获奖作品《远征巴尔浩特》同样与“蒙古议题”相关。作者列·阿·优素福维奇借一位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四年间担任蒙古军事顾问的俄国军官视角，回忆其领导蒙古军队围攻虚构的中国要塞“巴尔浩特”的经历。这两部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在同一年赢得了业内专家与俄语读者的广泛欢迎，既反映出当前俄罗斯民众对该议题的广泛兴趣和接纳，也体现出“蒙古议题”在俄罗斯当代文学中的再度回潮。

一、《乌兰达赖》：卡尔梅克家族史诗

与古罗斯时期将蒙古塑造为劫掠者、帝俄末期鼓吹的“泛蒙古”威胁论以及苏联时期建构的草原布尔什维克形象不同，这两部作品致力于深化蒙古人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历史关联。例如，《乌兰达赖》选取了一个卡尔梅克家庭三代人的生平经历作为切入点，时间跨度为一八八四至一九五七年，借此微观视角深刻描绘了与这一家族命运交织的宏大历史背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连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动荡；从帝俄时期的政治风云，到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变革；从哥萨克骑兵的辉煌岁月，到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深远影响，直至被清洗流放的残酷现实。尽管该书属于文学创作范畴，但它通过微观层面的细腻刻画，生动展现了卡尔梅克人在俄罗斯帝国乃至苏联统治下的生活变迁。同时，从宏观视角审视，该书亦揭示了俄罗斯帝国对卡尔梅克人内部治理的经验策略。

《祖母与孙子》（Ээж. Бабушка с внуком），加里·奥列戈维奇·罗克钦斯基（Гарри Олегович Рокчинский）绘，1967年，描绘了一位卡尔梅克祖母与孙子相依而坐的家庭场景（来源：ru.ruwiki.ru）

该书的叙事起自十九世纪末的俄罗斯帝国，聚焦于卡尔梅克等蒙古民族与俄罗斯帝国间的互动。在开篇一八八四年的背景下，年幼的主人公巴特尔回溯其家族的百余年历程：其先祖系应彼得大帝之征召，由阿玉奇汗派遣至顿河作战，此举标志着卡尔梅克人为俄罗斯帝国征战之滥觞。此后，巴特尔的祖辈们相继参与诸如俄国波斯战争、亚·瓦·苏沃洛夫将军率领的远征波兰、一八一二年俄法战争及克里米亚战争等一系列战役。对巴特尔而言，祖辈征战沙场与“白沙皇战无不胜”的历史叙事紧密交织在一起。尽管他的父亲并未亲历战争，但作为时刻整装待发、骑马荷枪的哥萨克骑兵，亦视此为“光大吾族之荣光”之举。

这不仅是文学叙事所依托的背景，更标志着卡尔梅克人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统治体系的开端。俄国长期将卡尔梅克军士视为对外扩张的兵源，屡屡征召他们参与军事行动。一七一二年，图里琛受康熙派遣出访土尔扈特时，曾听托波儿（今托博尔斯克）总管噶噶林提及“十年前，我汗曾借土尔扈特兵一万随征，将土尔扈特三千兵与西费耶斯科国（即瑞典）兵三百人对敌，终不能取胜”的经历。自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卡尔梅克骑兵几乎参与了俄国所有重要的战争。

《1812年10月19日科洛茨基修道院之捷》（Победа при Колотском монастыре 19 октября 1812 г.），依据多梅尼科·斯科蒂（Д. Скотти）的绘画构图，由谢尔盖·费多罗夫（С. Федоров）雕刻，1814年。画面中央为骑马的顿河哥萨克首领马特维·普拉托夫；其左侧高举军刀者为卡尔梅克团士兵（来源：ar.culture.ru）

一七七一年，部分土尔扈特人东归中国后，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废除汗国，将其划归阿斯特拉罕省管辖。滞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土尔扈特人失去了原有的家园和土地，部分人被迫迁往顿河。该地原属顿河哥萨克，自普加乔夫一七七三年起义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取消其自治，改为军事行政区。于是，定居顿河河畔的土尔扈特人成为卡尔梅克哥萨克，须同所有哥萨克一样遵守军事纪律，不能擅离领地。这一历史背景也为小说开篇时巴特尔父母追寻自我身份——“若非出于军事征伐之需，沙皇缘何对哥萨克有所倚重？”——提供了值得深思的语境。

二、 通向“宝木巴”之路

除展现帝国与卡尔梅克民族的互动外，小说开篇亦触及了卡尔梅克人的佛教信仰。年幼的巴特尔在父亲带领下，聆听自伏尔加河流域远道而来的著名江格尔齐（即史诗《江格尔》的演唱者）的演唱。巴特尔对史诗中描绘的传奇国度“宝木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向其解释道，“宝木巴”乃英雄之域，唯有在现世中累积足够勇气与胆识，被誉为无畏之英雄者，方有望在来世重生于此圣地。

年幼的巴特尔虽未能全然领悟“宝木巴”的深意，但随着江格尔齐的演唱落幕，旭日初升，阳光映照五彩经幡，其上经文清晰可见。此刻佛寺金顶辉煌，映入他的眼中；僧众诵经之声，回荡于他的耳际。作者将深意埋藏在文学暗示之中：唯有那些笃信藏传佛教的英雄人物，方有资格踏入“宝木巴”这一神圣化的场域。

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首府埃利斯塔树立的江格尔齐像（来源：wikipedia.org）

伊利什金娜未在创作中直接阐述藏传佛教在俄罗斯帝国治理卡尔梅克人中的作用，布里亚特史学家尼古拉·齐列姆皮洛夫于《在白度母的阴影下：帝俄时期的布里亚特佛教徒》一书中关注到了俄国对境内蒙古人的统治。早在十八世纪，俄国已对其境内布里亚特与卡尔梅克等民众所信奉的藏传佛教有深入了解。喇嘛不仅是部族里的精神核心，更频繁现身于俄国官员与游牧部落的交涉场合，担任翻译。其中一些佼佼者甚至被派往莫斯科，参与更宏大的帝国外交事务。

美国全球史学者罗伯特·克鲁斯认为，俄罗斯帝国为其臣民构建了一种以多元宗教为中心的统治框架，使不同宗教都能参与到专制体制之中，成为帝国结构的组成部分。对于数百万沙皇臣民而言，帝国及其统治者成功地将自身塑造为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等多种信仰的捍卫者。面对帝国内部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与文化图景，帝国治理者深谙借力之道。他们敏锐地将包括佛教僧侣在内的各地宗教领袖，编织进帝国的权力网络，使其成为向不同信仰群体传达与推行帝国意志的“代理人”。

《卡尔梅克祈祷帐篷》（Калмыцкая молельня），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韦列夏金（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ерещагин）绘，1869—1870年。作品描绘了卡尔梅克佛教僧人在毡房的佛堂内举行宗教仪式，佛坛、佛像、唐卡、供器及各种法器均为藏传佛教的法式（来源：my.tretyakov.ru）

特别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期间，随着开明专制政策的推行，俄罗斯帝国与佛教精英阶层的关系出现显著变化。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宗教精英积极谋求佛教的合法地位。为此，他们开始主动尝试与帝国政府建立更具实质的联系。一七六四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授予布里亚特喇嘛丹巴·达尔扎·扎亚耶夫“班智达堪布喇嘛”头衔，以凝聚帝国境内的佛教信众，并将边疆僧侣群体纳入帝国治理轨道。由此，沙皇与蒙古臣属间不再囿于世俗统治，逐渐建构起一种更为深邃的精神联结：在部分布里亚特信徒的想象中，俄罗斯君主被擢升为佛教中护佑众生的“白度母”（white tara）化身，超越了纯粹的政治角色，浸润于信仰的辉光之中。

齐列姆皮洛夫进一步指出，尽管双方在互动中将沙皇神圣化，但当时的布里亚特史家与传记作者却并未诉诸“供施关系”（chöyön或priest-patron）来诠释女皇与堪布喇嘛的联结。作为藏传佛教传统中阐释统治者与宗教领袖互惠关系的关键框架，“供施关系”的前提是双方皆为佛教信徒，而俄国君主显然不属此列。这本该成为二者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现实中的“障碍”终究未能阻挡“俄国化”的奔流，布里亚特佛教徒依旧将叶卡捷琳娜及罗曼诺夫王朝的继任者们持续纳入信仰的天穹，视沙皇为白度母化现的神圣守护者。

《白度母》（Sitatārā/White Tara）唐卡，佚名，18—19世纪。白度母是藏传佛教中度母的重要身相之一，是赐予长寿的长寿本尊（来源：rubinmuseum.org）

由此，沙皇、佛教与蒙古族群紧密交织于帝国体系之中，这一互动在小说中亦有呈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巴特尔之兄奔赴前线。留在家乡的巴特尔受邀吟唱《江格尔》史诗，祷愿“英雄助我哥萨克人，破日贼于疆场”。听众情绪激昂，为史诗英雄与宝木巴国度振臂高呼，举杯共祝“查干汗（即‘白汗’，指俄国沙皇）破日寇之邪”。在文学想象中，俄国境内的蒙古人与帝国之间的纽带愈发紧密：那些为帝俄浴血奋战的哥萨克勇士被寄予成为英雄、往生宝木巴圣境的期望——“哥萨克人，生禀天命，以供沙皇，卫我国土，乃至中国之地亦在其责”。

卡尔梅克人为帝俄牺牲的行为被塑造为通往宝木巴的途径，为“白沙皇”与“白度母”而战成为他们进入精神国度的桥梁。由此，俄罗斯帝国通过将藏传佛教信仰纳入帝国多元宗教文化框架，成功将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人整合进帝国统治结构。藏传佛教不仅巩固了沙皇在世俗层面的权威，还强化了其在精神层面的领导地位，促使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部族逐渐融入俄国社会与帝国体制。

三、 “蒙古议题”的另一面 ：是内在自省，还是向外诉求？

正如小说中所提及的那样，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等蒙古族群的活动范围并不限于帝俄疆域之内，也延伸至中国。这一现象不只见于二十世纪初的战争背景下，甚至可追溯至英俄大博弈时期。值此十九世纪，历史舞台的风向悄然偏转。英、俄从南、北两个方向挟击而来，两股强权如巨力般夹击中亚乃至西亚的广袤空间，掀起一轮席卷大陆的角逐狂澜。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两大帝国在青藏高原附近相遇。正是“英俄大博弈”的惊涛骇浪，驱使帝俄在焦灼的竞争压力下将扩张的鞭子挥舞得愈发急促。

由此，帝俄开始将佛教徒纵横交错的跨国宗教联系视作拓展俄国在亚洲利益的契机。一方面，俄国借助喇嘛将圣彼得堡的讯息“传遍整个蒙古、西藏和中国东部”。另一方面，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圣彼得堡科学界便已积极探讨派遣布里亚特人前往西藏进行科学考察的计划。

十九世纪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将俄籍布里亚特蒙古人彼·阿·巴德玛耶夫收为教子。而巴德玛耶夫回报沙皇的，则是一帖充满帝国野心的扩张投名状：他力陈，应假手布里亚特商人与佛教徒的朝圣身影，在中国广袤西陲间，悄然播下“反满”星火，培养“亲俄”势力。在他的推动下，帝俄利用布里亚特、卡尔梅克蒙古人入藏朝佛与修行的机遇，加强了对西藏的渗透。

一八九九年，布里亚特青年贡·采·崔比科夫奉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之命，以香客身份潜入西藏腹地。此行实为俄国政府应对英俄在印度、西藏及中国间矛盾加剧而采取的政治策略之一。崔比科夫的考察堪称卓越的军事情报行动，对中亚地区的经济、政治、民族及宗教状况进行了系统收集与分析。此后，他屡任俄国与西藏之间沟通的翻译与联络媒介。

《卡尔梅克喇嘛》（Калмыцкий лама），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韦列夏金（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ерещагин）绘，1869—1870年（来源：my.tretyakov.ru）

随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众多针对西藏的探险活动。在这幅交织着学术与殖民野心的图景里，布里亚特人的身影尤为醒目。他们穿梭于多重身份之间——既是深谙藏地风物的向导，亦是沟通语言的译员。诸如崔比科夫等布里亚特学者在俄国陆军总参谋部的秘密资助之下，积极参与俄国皇家地理协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的研究，为俄国提供了中亚地区地理、经济、宗教及社会图景的关键信息。这些东方学研究最终转化为俄国对外扩张的工具。

除学者外，诸如巴德玛耶夫等在俄国政坛上颇具影响力的布里亚特人，持续地向沙皇政府鼓吹借帝国治下庞大的蒙古族群之力撬动亚洲疆域，实为扩张之捷径与利器。一八九七年，巴德玛耶夫在呈递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写道：“布里亚特、蒙古之众，尤以喇嘛为主，自四面而至赤塔谒余。彼等言谈间，屡言白沙皇东扩之机已至，且指示余当联络蒙古、青海、西藏及中国北地之有影响者，又指陈立足之所，俾得保商政之影响于某地。”至此，对外扩张的需求不仅是俄罗斯帝国的利益诉求，更与帝国境内的蒙古部族，尤其是佛教精英阶层产生了密切关联。以至于日俄战争前，堪布喇嘛已然开始率领信徒为俄罗斯帝国祈祷。战争爆发后，这些信仰藏传佛教的布里亚特人加入了外贝加尔哥萨克，应帝国征召驰赴远东战场。堪布喇嘛甚至亲临战争前线，以慰问布里亚特哥萨克士兵。

即便是小说家笔下，也深深烙下这一历史的轨迹——巴特尔的兄长最终被日俄战争的硝烟吞噬，散落在帝国东扩的征途之中。留守家中的巴特尔在祖鲁节之际，为兄长点燃了象征生命延续的酥油灯，家人团聚一堂，共同祈愿亲人平安归来。小说深切关注着小人物的命运：巴特尔之兄战死于奉天战役，因此被追授圣乔治勋章。当巴特尔得知这一噩耗，恍惚间耳边回荡起对兄长的颂扬——“此乃我们蒙古包所献出的英雄”。作者虽未明言英雄“献”予谁人，其意图却已昭然。这些草原哥萨克，实则被“奉献”予沙皇与俄罗斯帝国，成为帝国意志下的牺牲品。

《般若波罗蜜多与供养人——〈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写本页》（Prajnaparamita with Devotees, Folio from a Shatasahasrika Prajnaparamita），佚名，11世纪。作品出自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下方绘供养人、各种供器以及一盏正在燃烧的酥油灯（来源：collections.lacma.org）

这同样成为小说中巴特尔之兄践行信仰的方式——“他未负众望！愿其重生在光明之地！”通过充满想象力且深具底层关怀的叙事，小说将帝国与佛教、与俄国蒙古部族之间复杂的关系，展现得尤为鲜明。对身处宏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而言，无论是巴特尔或其兄长，他们的信仰与价值都被牢牢绑定于帝国扩张之途。他们无从选择，终沦为帝国霸权与时代进程下的尘埃。

四、 坠入“红海”：“蒙古议题”因何引发共鸣？

小说的叙事并未就此驻足，更将笔触延伸至巴特尔一家在苏俄历史洪流中的颠沛流离。这段属于苏俄蒙古人的故事，犹如一道历史潜流，从过去悄然汇入当代。这些“不被关注的群体”的故事在历史与文学中赓续，牵引着学者、作家和读者的目光，背后的动因值得深究。

本文所提及的诸位作者皆与蒙古世界深刻牵系：历史学家齐列姆皮洛夫是出生在恰克图的布里亚特人，伊利什金娜嫁与卡尔梅克人，《远征巴尔浩特》作者优素福维奇青年时代曾在布里亚特服役。也正因如此，他们笔下的蒙古文化与佛教情感流露得格外真挚自然，构成了其创作的鲜明底色与独特性。与以往的俄罗斯文学相比，两位文学家不仅弱化了传统的蒙古威胁叙事，强调俄国蒙古部族与帝国间的紧密联系，还将矛头转向另一个或模糊或清晰的“他者”。

《江格尔》诞生550周年纪念邮票，苏联1990年发行（来源：wikipedia.org）

将两部获奖作品置于当代背景下，一方面，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卡尔梅克人如同巴特尔家族的祖祖辈辈一般，再度应征入伍。不独他们，布里亚特等俄境内蒙古族群也纷纷奔赴战争前线。“蒙古议题”的流行，正映射出对俄罗斯民族问题的当代反思。在此情境下，少数民族与国家命运依然紧密相连，他们如同巴特尔之兄，怀揣英雄终将重生于宝木巴国度的信念，再次吟唱出一曲蒙古悲歌。这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叹惋，更是对民族国家内部民族关系与身份认同的深刻追问。

另一方面，两位作者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将中国与蒙古文化浪潮相牵连，或将其置于俄国东扩的历史进程之中，或塑造为反抗叙事中的压迫力量。这也表明，俄罗斯文学中“蒙古议题”的关注点已超越内部治理的单一维度。当下席卷俄罗斯文坛的这股浪潮，同样隐含着对外的政治寓意，并暗示其与历史脉络的延续性。当代文学作为文化与社会心理之镜像，这些作品在大众与专业领域均获认可，表明此类观点并非作者独见，而是深入公共记忆与集体认知中。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俄罗斯公众意识中蒙古—佛教议题与中国的深刻关联。该议题背后潜藏的仍是文化霸权——它将自身的殖民历史与内部东方主义，包装为一种由外部激发的危机。尽管这一寓意被文学的叙事手法所包裹，且受语言边界的限制，尚未广泛传播至俄语文学圈之外，但其潜在的影响力仍不容忽视。

然而，无论是如伊利什金娜小说这般对卡尔梅克人穿越历史“红海”、追求“宝木巴”的书写，还是齐列姆皮洛夫等历史学家的研究，“反求诸己”的努力应该回归真诚的自我审视，而非建构新的“他者”。唯有直面历史，才能抵达伊利什金娜等人寻找的“历史与民族的可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