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水晶灯晃得眼睛疼。
宋峰端着酒杯过来，一口一个“孙局”，笑得很真诚。
我也笑，笑得比他更真诚。
酒进喉咙那一下，苦得发涩，像吞了块铁。
旁边有人压着嗓子说：“老孙这人，倒是想得开。”我听了，笑意更深，想不开又能怎样呢？
回到家，吴娟还没睡，桌上放着碗银耳汤，凉了。
她没问结果，看我的脸色就全明白了。
三天后，我正在办公室收拾纸箱，手机响了。
市委办打来的，说肖书记要见我。
我捏着手机愣了好一会儿。
01
宴席散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站在酒店门口跟人一一握手道别，脸上的笑肌都僵了。宋峰送走最后一个客人，回头看见我，快步走了过来。
“孙局，今天真是辛苦你，改天我单独请你。”
他说得真诚，眼神也真诚。
我点点头，说好。
他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恰到好处，不轻不重，像是演练过无数次。
我看着他转身走到车边，司机替他拉开门，他弯腰钻进去。
那辆车是局里新配的，黑色帕萨特，牌照还没上。
我站在台阶上，风吹过来，酒劲上来了一些，太阳穴突突地跳。
回去的路上，计程车司机问我：“师傅，哪个单位的？”我说建设局的。
他哦了一声，说：“建设局好啊，肥差。”我没接话，看着窗外。
路灯一盏一盏往后倒，街上没什么人了。
到了小区门口，我下车，在花坛边站了一会儿。
烟还剩最后一根，我点着，抽完才上楼。
吴娟果然没睡，坐在客厅沙发上织毛衣。
电视机开着，声音调得很小，放着什么电视剧，一个女演员在哭哭啼啼。
她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放下毛线，起身进了厨房。
一会儿工夫，端了碗银耳汤出来，白瓷碗，银耳炖得烂烂的，搁在桌上。
“趁热喝。”
我说：“都几点了，你去睡吧。”她没应，转身回了卧室。
我端起碗，汤已经温了。
喝了一口，甜丝丝的，加了红枣和枸杞。
吴娟炖汤喜欢搁这些，说养胃。
一碗汤喝完，我坐在餐桌前，没有动。
电视里女演员还在哭。
我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客厅一下子安静下来，能听见冰箱嗡嗡的响声。
我想起今天中午，公示结束，宋峰正式被任命为代局长。
他的办公室在我斜对面，门开着，时不时的有人进进出出。
走廊里走过的人声调都高了，带着笑音。
我坐在自己办公室里，把抽屉里的东西慢慢理了一遍。
那盆绿萝放在窗台上，养了五年多，叶子绿油油的，垂下来好几根须子。
我给它浇了水，发现盆底裂了一道口子，什么时候裂的，我都没注意到。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是局办打来的，问晚上庆功宴我参加吗。
我说参加。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子上，看着那盆绿萝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庆功宴定在市里最老牌的那家酒店，梅园厅。
一桌人，都是局里的中层，还有分管副市长和组织部的一个副处长。
宋峰坐在主位，他旁边坐着分管副市长，再旁边是组织部的同志。
我坐在靠门的位置，面前是一盘凉拌黄瓜，服务生端上来的时候，碗沿还挂着水珠。
席间宋峰站起来敬酒，先敬了领导，再一桌人依次走了一圈。
到了我面前，他举着酒杯弯了弯腰：“孙局，我敬你一杯。你是老前辈，以后你可得多指点我。”
周围人都笑着看我们。
我站起来，端起杯子，跟他碰了一下，说：“祝宋局履新顺利。”我仰头干了。
那酒是五十二度的五粮液，顺着嗓子眼一路烧下去。
宋峰拍了拍我的胳膊，说：“孙局痛快！”我笑了笑，坐下去。
旁边的人递了根烟过来，我接了。
其实心里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好像这件事已经预告了很久，真的落下来的时候，反倒踏实了。
两年了。
从局长说要退休那天起，局里人就分了好几拨。
有押宋峰的，有押我的，还有人两边都不沾，净等着看热闹。
宋峰来局里两年，挂着副局长的名，说实话，他连建设局的业务都还没摸透。
但人家有个好处：省里有人。
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反正厅长来视察的时候，专门问过宋峰的情况。
我呢，干了一辈子工程，从工地技术员做起。
当年那场塌方事故，我带队在工地蹲了四十六天，啃馒头喝凉水，愣是把整改方案啃了出来。
那时候肖河生还是分管城建的副市长，他在现场拍着我的肩膀说：“孙民同志，好样的。”后来他步步高升，我再没跟他打过交道。
吴娟常说我这人不会来事。
她说得对。
可有些东西，骨子里改不了。
我父亲孙广禄，当年在国资系统做财务科长，查出上面有人虚报账目，他硬是不肯签字。
后来被人泼了脏水，说他贪污公款，调查了一圈证明清白，但人在那场折腾里垮了。
提前退了休，不到三年就走了。
我母亲说，父亲是气死的。那笔账，到现在我也忘不了。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去上班。
走到办公室门口，伸手推门，门锁着。
我掏钥匙捅了半天，锁芯干涩，转不动。
楼道里的保洁阿姨路过，告诉我：“孙局，昨天下午有人把你办公室的东西挪了，挪到一楼去了。”
我哦了一声，问：“谁叫挪的？”阿姨摇摇头，说：“不太清楚，好像是局办的同志过来弄的。”
我下了楼。
一楼拐角那间屋子，原本是堆放杂物的。
门开着，我的东西都堆在里面。
纸箱三个，旧书两捆，一个文件柜，还有窗台上那盆绿萝。
绿萝的叶子有点蔫了，大概是搬动的时候碰着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进屋把绿萝端起来，拿到水房浇了水。
水房窗户朝北，阳光照不进来。
我端着绿萝站在走廊里，迎面碰见局办主任。
他愣了一下，笑着说：“孙局，上面说你最近要休假，所以让我把办公室腾一腾，等你回来再安排。”我看着他，说：“我没有要休假。”他脸上的笑僵了僵，说：“那可能是误会了，我去问问。”说完就快步走了。
我回到那间杂物间，坐在一把旧椅子上，看着面前堆着的自己的东西。
窗户玻璃上落了一层灰。
我拉开抽屉，看见那块省优工程奖牌，蒙着灰，静静躺在里面。
我伸手拿起来，用袖子擦了擦，又放回去了。
第二天，市委办公室打来电话。
电话是上午九点半打来的。
我正蹲在地上整理纸箱。
手机调到震动，在口袋里嗡嗡响。
我掏出来一看，来电显示是一个座机号码，尾号是018。
我接了，对面是个女同志的声音，说：“请问是孙民同志吗？市委办公室的，肖书记今天下午三点有没有时间？约您来办公室坐坐。”
我捏着手机，站在那间杂物间里。
窗外有人打羽毛球，球拍啪、啪地响着。
“好的，我准时到。”挂了电话，我愣了一下。
宋峰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看见我，笑着问：“孙局，有事？”我说：“没事。”他点点头，走了。
我回到办公室，绿萝放在窗台上，叶子已经缓过来了，绿油油的。
下午两点半，我出门。换了件干净衬衫，那件灰蓝色的，吴娟说穿着精神。我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把领口理了理。
到了市委办公楼，门卫打电话确认，放我进去。
电梯上到五楼，走廊里铺着红地毯，很安静。
市办主任在门口迎我，带我走到最里头的办公室。
敲了敲门，里面说了声“进来”。
门推开，肖河生坐在办公桌后面。
他比电视上老了一些，两鬓白了很多，但眼神还是那个眼神。
他看着我，没起身，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孙民同志。”我坐下去。
他放下手里的笔，说：“建设局的报告，我看了。”我没接话，等着他往下说。
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揉了揉眼角，然后看着我。
“我问你三个问题。”
02
“第一个问题，”肖河生伸出一根手指，“你在建设局干了这么多年，眼看要当局长了，却落选了，有没有怨言？”
办公室里很安静，空调送风声低低地响着。
我坐在他对面，膝盖上双手叠放着，想了想，说：“组织定了的事，没有什么怨言。我在建设局就是干活的，哪个岗位上都一样干活。”
肖河生没接话，看了我好一会儿。
他的目光很稳，像量尺一样在我脸上丈量着。
“第二个问题，”他放下了那根手指，“国资委那边的问题，你了解多少？”
我没有立刻回答。
这话问得太突然了，跟我预想中的安慰性谈话完全是两回事。
我沉默了几秒，斟酌着字句：“了解一些……主要是听说的，也不深入。前几年市里搞国企改制，有几家企业改制完还是亏损，说不过去。”
肖河生点了一下头，没有评价我说得对不对。他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着我：“第三个问题，国资委这个摊子，你敢不敢接？”
这三个字像把锤子，不轻不重地砸在我心口上。
我坐在那里，脑子里转过了很多东西。
父亲在国资系统被人整过、我今年四十八了、吴娟身体不好、建设局那边刚收拾完纸箱……种种念头像走马灯一样翻过去，最后停在谢贵珍那句话上——当年父亲的事，我最清楚，他要是有人撑一把，不会落到那个地步。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响起来：“我回去想想，领导。”
肖河生没有逼我，点点头：“尽快给我答复。”
我站起身，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在后面又叫住我：“孙民。”我停下脚步，回头。
他看着我，说：“建设局局长那个位置，要讲平衡。国资委主任这个位置，只讲能力。”我点了点头。
走出市委大楼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好，照在台阶上白晃晃的。
我站在台阶上，站了很久。
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是吴娟发来的消息：“晚上想吃啥？排骨炖藕行不行？”我看着那行字，愣了一会儿，回了三个字：“想吃辣。”
晚上回到家，一进门就闻见辣椒炒肉的香味。
吴娟系着围裙站在厨房里，锅铲翻得哗哗响。
我换了鞋，靠在厨房门框上看她炒菜。
“看你脸色不大对。”吴娟头也不回地说。
我没吭声。
她盛了菜出来，一碗米饭搁在我面前，筷子摆在碗沿上。
我扒了两口饭，放下筷子，把今天肖河生的话原原本本跟她说了。
吴娟坐在我对面，听完之后没有马上说话。她夹了一筷子菜放进我碗里，然后说：“你爸当年要是有个人帮他，不是那样。”
她说得很轻，没什么分量。
但我听了，筷子举在半空，放下不是，不放也不是。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吴娟已经睡了，呼吸声匀匀的。
我披了件外套起来，在阳台上站了很久。
楼下的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风一吹，树影晃来晃去，像一片晃荡的深水。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床头拨通了市委办的电话。“麻烦转告肖书记，国资委那个担子，我接。”
对方愣了一下，很快说：“好，我记下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吴娟从厨房走过来，手里端着粥碗，站在卧室门口看着我。
“接了？”
“接了。”
她走过来，把粥放在床头柜上，什么都没再说。
三天后的任命文件在市里传开。
我在建设局的同事那些目光，一两句带过就算了。
宋峰站在走廊里，脸上的笑意僵了一瞬，又很快恢复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孙主任，恭喜恭喜，以后你是国资委的老大了。”我笑了笑说：“什么老大，干活的。”他笑呵呵地又拍了一下，转身回自己办公室去了，门关上。
我回一楼杂物间收拾东西。
绿萝端在手上，另外两个纸箱贴上胶带。
抬起头，整栋楼还是那栋楼，走廊里还是那些人。
可是我忽然觉得，什么都变了。
谢贵珍家在城东老小区，楼龄快二十年了。
楼梯间的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灰白的底子。
我拎着两瓶酒爬五楼，到了门口，理了理衣领，敲门。
门开得很快，像是一直等着似的。
谢贵珍站在门里，穿着件枣红色毛衣，头发全白了，人比前几年瘦了一些。
她看着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很久，像透过我在看另一个人。
“你爸当年也喜欢拎两瓶酒来串门，”她说，“进来吧。”
客厅不大，沙发罩着米色罩布，茶几上摆着个果盘，里面放着几只橘子。
我坐下来，谢贵珍给我倒了杯茶。
她坐下来，看着我，开口说：“你跟你爸长得真像。”
这句话让我心里有些发酸。我低下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是绿茶，碧螺春，泡得很淡。“大姨，我爸当年的事，您能不能跟我说说？”我说。
谢贵珍没有马上回答。她伸手剥了一瓣橘子放进嘴里，嚼了半天，才开口。
“那会儿你爸在国资系统当财务科长，发现汽配厂账目不对。他不肯签字，后来就被人举报贪污。查了一圈证明是冤枉的，但人已经毁了。”她顿了一下，“那个年代这种事很多。查清了又能怎样？名声坏了，路子也断了。你爸那个性子，又憋不住话，硬生生闷出病来。”
她看着我：“你是不是也走到这一步了？”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问：“当初举报我爸的人，是谁？”谢贵珍沉默了一会儿，说：“时间太久了，人都不在了。”她放下橘子皮，看了我一眼，“但你记住，那些账，从来都不会真的消失。”
那两瓶酒我留下来。
走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路灯很暗，小区门口有家烧烤摊，炭火味混着孜然味飘过来。
我站在路边等车，手机响了。
是国资委办公室打来的，语气客气又疏远：“孙主任，明天上午九点有个班子见面会，您方便过来吗？”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路灯下面，抬头看了一眼谢贵珍家的窗户，亮着灯。
第二天上午，我站在国资委办公楼前。
五层老式大楼，外墙刷着米黄色涂料，有几处剥落了，显得旧旧的。
楼前两棵桂花树，叶子绿得发黑。
我深吸一口气，走进去。
大厅里的地砖擦得锃亮，但边上角角落落的污垢还在。
办公室在三楼，门牌上写着“主任室”。
钥匙是办公室副主任递过来的，一把黄铜钥匙，边缘磨得发亮。
我拧开门，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一盏台灯，一个文件架，窗台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窗台玻璃上落了一层薄灰。
曾强站在走廊里，看见我，迎上来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孙主任来了，以后咱们搭班子，你多指教。”他五十出头，说话客气，笑纹很深。
我也笑了笑，握了握他的手：“曾主任客气了，我初来乍到，还得多靠你。”他哈哈笑着：“哪里哪里，你是老城建了，工程质量那块你比我懂。”这话说得滴水不漏，又透着几分绵里藏针的意味。
三天后的机关全体会议上，曾强主持会议，介绍了我。
我坐在主席台上，看着下面坐着的一张张脸，有好奇的，有漠然的，还有几个目光里带着耐人寻味的东西。
我讲了不到十分钟的话，无非是“理顺工作、摸清底数、服务企业”这些。
曾强带头鼓掌，台下跟着哗啦啦响了一阵。
散会后，曾强走在我旁边，压低声音说：“孙主任，国资委这个摊子有点复杂，水比建设局深一些。咱们一步一步来，不急。”我听着他的话，点了点头，没接话。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从怀里掏出那本谢贵珍塞给我的旧笔记本，翻开第一页。
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人名、单位和年份，最后一页，用圆珠笔加了一行字：“汽配厂是个口子，从这里撕。”我把本子合上，锁进抽屉里。
接下来半个月，我把国资委直属这几家企业的报表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数字不会说谎，亏损就是亏损，窟窿就是窟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