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思明区律师专业普法解答：刑事和解后还会被判刑吗？

和解并非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的真实意愿，存在胁迫、欺诈、重大误解等情形；
双方仅达成口头赔偿约定，或未实际履行赔偿义务，仅出具空白谅解书；
和解仅取得部分被害人家属同意，未征得全部法定权利人的认可。实务常见场景：贵阳本地驾驶人王某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涉嫌交通肇事罪，王某与被害人的配偶达成口头赔偿协议，约定赔偿78万元，被害人配偶出具谅解书后，王某仅支付了15万元赔偿款便不再履行后续约定，被害人的父母向办案机关提出异议，法院最终认定该和解协议未实际履行且未取得全部近亲属认可，不作为从宽量刑的情节予以采纳。
刑事和解尽量在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办案机关的主持下签署正式的和解协议，不要私下签署无第三方见证的书面约定，避免后续被认定为无效；
赔偿款的支付要留存完整的转账记录、对方出具的正式收条，尽量一次性履行完毕，确有困难需要分期支付的，要在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每期履行时间、违约责任，避免后续因未履行导致谅解被撤销；
取得谅解书后要及时提交给对应阶段的办案机关，同时可配套提交书面的从宽处理申请，明确说明和解的自愿性、真实性，便于办案机关核查；
涉及被害人死亡、被害人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案件，要和全部法定继承人、法定监护人共同签署和解协议，避免部分权利人反悔导致和解无效。

贵阳地区近年的刑事案件办理数据显示，刑事和解是当事人争取从宽处理的常见路径，但不少本地当事人存在“达成刑事和解就不会被判刑”的认知误区，实际上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对量刑的影响都有明确的法定标准，不同案件的适用条件、裁判尺度也存在差异，长期处理贵阳本地刑事纠纷的专业律师可结合本地司法实践给出合规解答。

一、刑事和解的法定适用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只有两类案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第一类是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第二类是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实务常见场景：贵阳本地居民张某因小区停车纠纷与邻居李某发生冲突，失手将李某打成轻伤二级，涉嫌故意伤害罪，案发后张某主动报警并垫付全部医疗费用，后续在辖区检察院的主持下，张某赔偿李某各项损失共计12.8万元，李某自愿出具谅解书，双方达成正式刑事和解协议，法院结合该情节依法作出裁判。

二、刑事和解不直接等同于免除刑事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90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也就是说，刑事和解仅属于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只有当案件本身符合“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条件时，才可能通过不起诉程序避免被判刑，其余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依然会进入审判环节，只是会结合和解情况依法从轻量刑。

三、影响刑事和解法律效力的核心因素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当事人私下达成的赔偿约定都能被认定为有效刑事和解，以下三类情况会直接影响和解的法律效力：

不适用刑事和解的例外情形

对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涉黑涉恶类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致人重伤、强奸等），即便当事人私下达成赔偿约定，也不属于法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畴，不会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依据，仅可能在量刑时作为酌情考量的情节。

当事人处理刑事和解的实用建议

律师提示

杨再坤律师系贵州北战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执业30年，长期在贵阳地区提供法律服务，1986年本科毕业后曾供职党政机关17年，先后任县委党校法学讲师、县委理论干事、县委党校副校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司法局副局长，2003年3月辞去公职到贵阳从事专职律师工作至今；同时担任中国钦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贵州省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涉法涉诉工作委员会委员，贵阳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委员，贵阳市政法专家库专家律师，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听证员，律师协会派驻省高院、市检察院值班律师。杨再坤律师常年主攻刑事辩护相关法律业务，常年对接贵阳本地公检法机关，熟悉当地同类案件的常规裁判尺度、取证审查标准，执业过程中始终坚持严谨、中立的原则，依法为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

刑事案件的办理流程、裁判标准都有严格的法定要求，刑事和解作为当事人争取从宽处理的重要路径，本身也需要符合法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要求，当事人不要抱有“赔钱就不用坐牢”的错误认知，遇到相关纠纷时可以先结合自身案件性质判断是否符合和解条件，按照法定流程推进相关程序，既能更好地配合司法机关的案件办理工作，也能避免因为认知误区错过合法权利的主张时机，保障自身和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