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2017年，立秋。
我坐在广东肇庆一家小旅馆的窗前，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离婚证。
电视里正在放一部老电视剧，屏幕上那个男人对女人说：“我养你。”台词倒是感人，可我却猛地笑出声来。
那个笑容扯得脸皮生疼。
我差一点也成了这样的女人——被一个男人用豪宅豪车圈养起来，每天在三个衣帽间里挑裙子。
我以为那是爱情的终点，后来才明白那是一个猎人最精心的陷阱。
他教我依赖他、习惯他、离不开他，等到我心甘情愿把翅膀交出去，他说收走，就能收走。
我之所以还能坐在这里，是因为在我认命的那一晚，意外发现了藏在红酒杯底下的一封旧信。
01
我叫丁思妤，二十八岁那年，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当前厅经理。
很多人羡慕我这个职位，说年轻轻就当上管理层挺了不起。
可只有我自己清楚，这份工作是我人生里唯一的支点。
因为我没有家。
我爸叫丁大勇，早年跑运输攒了点钱，后来沾上赌，全败光了。
喝多了酒就打我妈，打我。
我十岁那年我妈实在撑不住，半夜走了，之后再没消息。
法院在几年后宣告她死亡，我连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我爸从不觉得自己有错。
他喝醉了就坐在客厅骂骂咧咧，说女人都是白眼狼，养不熟的狗。
我就是在这样的咒骂声里长大的。
因此我记得很清楚，认识彭越泽那晚，我替一个闹事的客人收拾完残局，一个人坐在员工通道的台阶上发呆，脚后跟被高跟鞋磨破了皮，正龇牙咧嘴地贴创可贴。
忽然面前递过来一杯热奶茶。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穿深灰衬衫的男人，国字脸，眉眼温和，看上去四十岁上下，笑起来嘴角有浅浅的法令纹。
“辛苦了。”他只说了这三个字。
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递名片。
点了个头就走了。
后来他告诉我，那是他在酒店门口等一位客户时，隔着玻璃门看我在大堂里忙前忙后。
他说我弯下腰跟客人说话的样子，让他想起小时候母亲在灯下缝衣服的模样，一只困倦的、还在坚持给灯火添暖的飞蛾。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周后。
那天我正处理一桩投诉，一个醉酒的领导非要升级套房，说话很难听，说你们这些前台不就是伺候人的吗。
我赔着笑脸，那人还不依不饶。
忽然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把我轻轻往身后拨了拨。
彭越泽站在我身前，不急不缓地开口了，声音不重：“大哥，我岳父之前来这住过，说这的服务员都特别懂规矩。您这么大声，让人家小姑娘难做，传出去也不好听。要不这样，我帮您升房，您高抬贵手，行不行？”醉汉看他气质不凡，嘀咕了几句便走了。
事后我执意要还他升房的钱，他笑着说不用，然后请我喝了杯咖啡。
那杯咖啡之后，他出现的频率渐渐高了起来。
有时是下班时正好在酒店门口碰见，他顺路送我回家。
有时是下雨天他恰好多带了一把伞。
他从不刻意献殷勤，礼物也都点到为止，隔着恰好的距离，让人觉得舒服得体。
我这个人从小缺的，就是这份恰到好处的关心。
我爸给我的爱，要么是酒后的甜言蜜语，要么是清醒时的拳打脚踢，我从未被温柔对待过。
彭越泽的耐心与分寸，对我而言就像一滴墨落进清水里，无声无息却渗透得彻底。
许雅楠第一次见他时，背地里跟我说了句话，让我心里硌了一下：“思妤，这男的太完美了，像照着教科书演的，我总感觉透着一股怪味。”我当时哈哈一笑，说你就是嫉妒我找了个好男人。
我后来回忆起那个画面，记得许雅楠嘴角动了动，终究没有再多嘴。
她的沉默成了日后我心里的刺。
那年冬天特别冷。
我父亲又住院了，因为喝了假酒伤了肝。
我下了夜班赶去医院，垫付了两万押金后卡里只剩几百块。
走出收费窗口时，我蹲在走廊里给几个朋友打电话借钱，不是没接就是推脱。
就在我握着手机发呆时，彭越泽出现在走廊尽头。
他是从电话里听说我父亲住院的，不知怎么打听到的病房号。
他什么都没问我，只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头整整齐齐码着三沓现金。
“先拿着用。”他说，“不够再跟我说。”
我拼命摇头说不收，他就笑了：“你一个女孩子，总不能把自己逼死。”我看着他宽阔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那一刻，我在心里认定，这辈子再也遇不到比他更好的男人了。
不久之后，他便带我去了城里最好的一片楼盘。
售楼小姐领我们看顶层大平层，落地窗外能俯瞰整座城市的灯火。
我心里算着这得多少钱，他却已经把银行卡从钱包里抽出来了。
他说：“我想让你有个家，一个你不需要看人脸色的家。”我嘴上说不行不行，其实已经红了眼眶。
一个从小没有家的人，听到这话没法抵抗。
而就在那晚，他忽然搂着我的肩，看着窗外说了一句话。
声音很轻，像是不经意提起来一样：“思妤，你那个工作太苦了，辞了吧。”我愣了一下，说那是我的专业。
他低头看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怜惜：“可我不想我老婆天天跟那些喝醉的男人赔笑脸。”
我挣扎了几天。
或许没有预想中那么挣扎。
因为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说服自己：他这么有钱，对我又这么好，我干吗还折腾自己上班呢？
辞就辞吧。
我从未想过，这一步踏出去之后，往后的日子再也没有退路了。
02
辞职那天，我办完了所有交接，抱着一个纸箱子走出酒店大门。
初春的风还带着凉意，彭越泽靠在车边等我，见我出来便小跑着接过了纸箱。
那动作自然流畅，像是排练过无数回，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女人有我疼。
我没有丝毫觉察，反而觉得幸福得想哭。
这完全是种我以前在电视剧里才见过的场景。
同事们在窗口探头目送，有人羡慕地议论：“丁思妤这是掉进福窝里了吧。”是啊，所有人都觉得我命好，连我自己都深信不疑。
许雅楠也来看望过一次，她当时刚和丈夫闹完矛盾，眼睛红肿着，坐在我家的沙发上看了半天。
“你这日子过得确实没话说，”她顿了顿，“但思妤，你不觉得闷吗？”
我给她倒茶的手停了一下。
说不闷是假的。
彭越泽给我请了个钟点工，每天来打扫卫生做两顿饭。
我忽然从一个忙碌的职场人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用干的人。
刚开始几天我挺享受，睡到自然醒，窝在沙发里看剧。
但到了第三周，我开始觉得时间很漫长。
一整天下来，我发现自己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
这让我有一种异样的空洞感。
我试着问他能不能出去学点什么，比如插花、陶艺。
他笑着点头说好，还帮我报了全城最贵的插花班。
可我只去上了两节课，老师就单独把我叫到一旁：“丁太太，您先生的秘书打过招呼了，说您身子弱，不要排太密的课。”我心头涌起一阵不对劲，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算了，他这是关心我。
他不愿我累着。
我每天都给自己找这样的理由。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把冰箱里的食物拿进拿出三次，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站在冰箱前，灯冷白地照着，我忽然想不起自己以前在酒店时每天是怎么安排日程的了。
恍恍惚惚地觉得，那种不需要自己操心任何事的安稳，正在一点一点侵蚀着我的记忆力。
我像是浸泡在温水里的青蛙，等水热起来的时候，已经跳不动了。
父亲出院后，又喝上了酒。
彭越泽去劝过一次，回来后脸色沉重地坐在我身旁。
他说大勇叔这样不行，酒终究会要了他的命，但如果我出面管，我爸一定不听，让我别操心，他会想办法。
我当时感动得眼泪汪汪。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次他去“劝”酒，带了两瓶好酒和一沓现金，我父亲喝了酒，签了一张放弃监护权的声明。
那是我人生中第二份“被放弃”的文件。
第一份，是我妈那份宣告死亡的判决书。
大约婚后第三个月的一个晚上，我洗完澡走出浴室，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忽然闪了两下。
彭越泽坐在客厅沙发上看平板电脑，头也没抬。
我随口说：“这灯是不是线路有问题？”他嗯了一声，说已经约了电工明天来修。
我裹着浴巾走到吧台，忽然看见他平板上密密麻麻的图表和数据，还没来得及细看，他啪的一声合上了屏幕。
“公司的报表，无聊得很。”他笑着招招手，“过来，我给你吹头发。”
他替我吹头发，动作轻柔，指尖穿过发丝时带着温热的温度。
我闭上眼睛，享受着这种被呵护的感觉。
如果不是灯光又闪了一次，我大概不会低头看到吧台边缘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的边角。
那是电费催缴单，上面写着：截至本月底，您仍有二次催缴计费的通知。
我愣了。
这套房子是全款买的，物业费他每年提前交清，怎么可能欠费？
有一瞬间我的脑子转得飞快，但他已经关掉了吹风机，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
“哦，那是上个月寄错的，隔壁单元的。”他说着，随手把信封抽走扔进了垃圾桶。
我笑了笑，心里那一点不适被关怀冲散了。
也是那个晚上，我无意间问了一句：“越泽，你之前……结过婚吗？”他正在刷牙的手停了一下。
我从镜子里看见他眼神暗了片刻，随即恢复了平静。
他说有过一段，女方叫苏秀琳，感情不和，分了几年了，人已经出国了，不在这边。
“那挺好的，我跟她没有孩子，干干净净。”他说这话时，声音里听不出什么情绪，像是陈述一桩无关紧要的旧事。
可我却莫名地留意到，他刷完牙后将牙刷塞回杯架的动作，比平时稍微重了些。
一个已经被放下的人，提到时怎么会连气息都没有变化呢？
那个疑问在我心里扎下根来，悄无声息。
03
日子往前淌着，表面像一条平静的河，实际上水底已经有了暗涌。
许雅楠越来越反感我提前辞职这件事。
有一次她约我出去吃饭，聊到工作上的趣事，我接不上话来。
她盯了我半天，忽然放下筷子冒出一句：“思妤，你知道你现在聊天时的开场白都是什么吗？”
我愣住。“什么？”
“你说，‘我问一下越泽’。”许雅楠表情严肃，“他同意，你才能去。你比我这个外人还不了解你自己想要什么。”她说完这话，饭桌上的气氛变得很僵。
我下意识地辩解，说他只是关心我，没有控制我的意思。
许雅楠叹了口气，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这是我一个师姐的联系方式，做心理辅导的。你要是觉得心里堵，可以去聊聊。”
我看了那张名片很久。
最终还是揣进了包里。
我没敢去。
我怕彭越泽知道后觉得我质疑我们的婚姻。
我怕他说：“我对你掏心掏肺，你竟然觉得我让你窒息？”
那段时间我开始频繁做梦。
梦里我还是那个酒店的前厅经理，穿着制服在走廊里跑，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回响。
彭越泽忽然出现在走廊另一头，手里拿着个鸟笼子，朝我笑：“思妤，过来。”我的脚像被钉在地上，想迈也迈不动。
我拼命挣扎，然后就惊醒了。
每次醒来彭越泽都睡得很沉，均匀的呼吸声在夜空里平稳而深邃。
我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心跳得厉害，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怕什么。
有一次半夜起来喝水，我经过他的书房。
门虚掩着，露出一条缝，里面亮着幽微的灯光。
我鬼使神差地凑过去，从门缝里看见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本旧相册。
他看得专注，手指轻轻摩挲着一张照片，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复杂表情。
那是哀伤？
是眷恋？
还是别的什么？
他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情，让我浑身的汗毛不由自主地竖了起来。
我小心翼翼退回卧室。
翌日趁他不在家，我装作找东西的模样走进书房。
那本旧相册还在抽屉里，可我翻开一看，除了几张风景照，空荡荡的。
除了几张风景照，空荡荡的。
他昨晚看的那张照片，分明已经被人取走了。
还有一次，一辆陌生黑色轿车停在别墅门口。
我透过窗纱看见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只能看到半张脸和利落的侧影。
她没下车，等了五六分钟就开走了。
我随口问彭越泽那是谁，他头也不抬地在剔指甲：“供应商那边的，送样品来。”
撒谎。
供应商送货会停在家门口却不按门铃吗？
我心里那个疑团滚了滚，又像口痰一样被我生咽下去。
我在慢慢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对现实边界的感知能力。
而彭越泽对我越来越好。
他每天早上出门前都会在我额头上亲一下，晚上回来给我带甜点，周末带我看电影逛街。
钟点工阿姨常感慨说：“太太真是好福气，彭先生这样的男人哪里去找。”是啊，哪里去找？
偏偏我心里那不祥的声音越来越响：问题就在这里，找不到的完美，通常就是假的。
那个转折点发生在入夏后。
彭越泽又开始频繁出差，有时一走就是一星期。
家里的钟点工阿姨也被他放了长假，说是“你想吃什么自己做，自由些”。
可我一个人待在三百多平的大房子里，第一次感到空旷得吓人。
我开始在夜里把所有灯都打开，从客厅到主卧统统亮堂，就连窗帘缝里透出来的光都刺眼。
但这种亮堂反而更让我害怕，像照妖镜一样把我的不安照得无处可逃。
那天傍晚，我实在闷得受不了，推门出去沿着小区的林荫道散步。
走到转角处，看见邻居家的院墙边蹲着一个佝偻的身影在侍弄花苗。
她围着一块碎花头巾，手上戴着沾满泥的白线手套，听见脚步声便抬起头来。
一张圆脸，六十岁上下，眼睛弯弯的，笑起来很有福气的样子。
“彭太太吧？头回见面显得生分，我是隔壁的，姓吴。”她说，“你搬来这几个月，我总隔着院子看见你一个人站在露台上。”
她的声音透着长辈的关切：“你家那位彭老板，好像不怎么带你出来走动啊。”我一时语塞。
只好搪塞说他工作忙，自己也乐得清闲。
吴阿姨的视线落在我身上，像是琢磨了一瞬，才慢悠悠地说：“你们年轻人呐，得常出去晒晒太阳，不然心里会发霉的。”她低下头去继续拨弄花苗，嘴里却仿佛不经意地补了一句：“上一户住这儿的那位，也是个年轻女人，不爱出门。后来有天夜里，救护车呜呜叫着来的呢。”我脑子嗡地一响，脱口而出的问句还没成形，吴阿姨已经拎着小板凳回了屋。
但那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脑子里。她在暗示什么？
04
那根刺在我心里扎了几天。
白天彭越泽不在家，我翻来覆去琢磨吴阿姨那话里的味道，最后实在说服不了自己当作没听过，便调出小区物业的通讯录，想旁敲侧击问问上一户的事情。
电话接通，物业客服很客气，问到上一户业主时对方却支支吾吾，只说房子是前任业主手里经中介挂牌卖的，彭先生买这套别墅时全款付清走完流程，其余的物业这边也不太清楚。
太干净了。
干净得像一张事先擦过的桌子，连指纹都没留。
我挂掉电话后心里七上八下，索性换了双平底鞋出了门，沿着小区外围走上环山路，远远看见吴阿姨家的院门半掩着，她正坐在院子里择菜。
她看见我，没有惊讶，拍拍身旁的小凳子。
“来来来，坐下。”
我坐下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吴阿姨，您上回说，上一户住了个年轻女人。后来她怎么样了？”
吴阿姨择菜的手停了一下。
她把一根豆角拉成长长的丝儿，慢吞吞地说：“具体情况我也说不好。就记得那年深秋，那女人半夜被抬上救护车，像是发了癔症吧。后来房子就挂了牌。再后来，你先生来看房，付定金那天我也站这边，看他把整栋楼转了一圈，还特地问了句房子以前住了什么人。”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中介说是户普通人家，搬走了。你先生也没再多问。”
我攥紧手指没有说话。
普通人家的年轻女人，发癔症被抬上救护车，房子后来挂牌卖掉，而我先生彭越泽，恰恰买下了这栋房子。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那晚彭越泽回来后，我试探性地问了句：“越泽，当初你看中这套房子，是因为什么？”他正在解领带，从镜子里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不是说过喜欢安静吗？这位置又好又清静，离市区不远不近的。”
“我听隔壁吴阿姨说，这房子以前住过一户人家，那家的女主人好像生过一场大病。”我说。
我看见他的动作顿了一瞬，真的只有一瞬，然后他若无其事地把领带挂在衣架上：“都多少年了。怎么忽然问起这些陈年旧事？”
“没什么。”我赶紧低下头去，“就是随口问问。”
他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握起我的手放在他手心里：“思妤，我不知道听吴阿姨说了什么。但我想让你知道，这房子干干净净，我也干干净净。你要是不想住这儿，咱们可以换个地方。”他的语气温柔而耐心，但他看我的眼神又像一道无声的审视，让我觉得自己的疑问仿佛很荒唐。
我果然退缩了：“不用换，我挺喜欢这里的。”
“那就好。”他拍拍我的手背，“下个月你生日，我带你去趟云南散散心，你最近看你脸色不太好。”我心里那点不安，再次轻轻被压了下去。
但夜里睡着时，我做梦了。
梦里有个穿白裙子的女人站在露台上，背对着我。
她慢慢转过脸来，五官模糊得像隔着水汽，忽然开口说话，声音却清晰得像一根针刺入耳膜：“快跑。他只是想养一只听话的鸟。”
我是吓醒的。
彭越泽还在熟睡，一只手搭在我腰上，像一根绳索。
我睁大眼睛盯着窗外洒进来的月光，那银白的颜色淹满地板，像一层水。
而我在那片水中央，感到自己正在慢慢溺毙。
几天后，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那个号码，许雅楠给我的师姐的名片。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听声音是个温柔的中年女人。
我说想咨询，她说可以约个时间面谈。
我是趁着彭越泽出差时，偷偷打车去的，过程搞得像地下党接头似的，自己都觉得悲哀。
师姐问了我的情况，谈了很久，直到最后她跟我说了一段改变了整个走向的话：“丁小姐，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描述的婚姻状态里，你看不出有本质的恶意，但存在一种非常典型的操控模式。他让你辞职，切断你和外界的正常连接。他替你决定一切大小事，看似为你好，实则让你越来越依赖他。你以为你在被爱，其实你在被驯化。”
驯化？
这个词像一块滚烫的石头砸进我胸口，烫得火辣辣的。
我想起影视剧里训鹰人为了让鹰听话，会长时间让鹰站在架子上不许睡觉。
鹰最终会疲惫到放弃挣扎，以为自己再也飞不起来，即便被放开脚链也会乖乖站在主人手臂上。
而我正在变成那只鹰吗？
我攥着那张记着师姐电话的纸条，站在马路边上，感觉自己浑身发冷。阳光明明那么好，晒在我身上却像是别人世界里的事。
05
婚姻进入第二年时，我开始明显感觉身体出了状况。
彭越泽给我买的维生素片胶囊，每天饭后服。
那瓶子上的标签换过一次，新瓶子上印着复合维生素，我吃着觉得比旧版略微发苦。
也或许是心理作用。
我告诉自己别多想，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可那些症状却是实打实的。
嗜睡、头晕、记忆力下降，有时候我站在某个房间中央竟然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进来。
更让我害怕的是，我多了个新毛病：偶尔会地盯着某个地方发呆，回过神来才发现时间过了很久。
这让我想起那次吴阿姨提过的、被救护车拉走的那户女主人。
她们是不是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那个入口终于出现了。
有天彭越泽应酬晚归，我替他整理换下的西装准备送去干洗，手伸进内袋时摸到一张硬硬的纸片。
抽出来一看，是张停车缴费单，显示车辆在一家叫“旧时光”的店门口的泊位停了两个小时。
就在他告诉我在跟客户应酬的那个晚上，车停在一家花艺茶室门口。
我记住了这个地址。
第二天等他出门后，我用手机地图搜了一下，找到了店面，十几公里外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门脸不大，挂着英文招牌。
我站在店门口犹豫了很久。
临到要推门，掌心全是汗。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推门走出来，四十岁出头，穿一件墨绿色的棉布裙子，头发盘得很随意，但有一种从容的风韵。
她看见我，目光停留了半秒，然后微微弯了下嘴角。
“进去坐吧，”她说着侧开身体，“外头热。”
她的声音温和，像老熟人打招呼一样。
我心里那根弦骤然绷紧，某种直觉告诉我，她就是苏秀琳。
我大概在这家花店里坐了一盏茶的工夫。
她没有问我找谁，我也没有说我是谁。
她替我泡了一杯白毫银针，茶汤清亮，浮着几根细毫。
我低头喝茶时她忽然开口：“你脚上这双鞋，是他买的吧？”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细窄的羊皮鞋面，确实是他今年送我的生日礼物。
“他很喜欢给女人挑鞋，”她笑着，目光却锐利地落在我的脸上，“好像女人穿上他挑的鞋，就能自己走路一样。”我不知道她这句话里藏了多少层意思，但我清楚地感到，自己的指甲正掐进掌心。
她那份从容让我害怕，仿佛她正注视着一个她早已预见的结局，如同看一部看过的电影。
“他知道你来找我吗？”她忽然问。我摇了摇头。她放下茶杯，表情带着一丝同情：“那你该走了。”她顿了一下，又说，“趁他还没有发现。”
我起身时步子有些慌乱。
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站在花架旁低头摆弄一把满天星，整个人仿佛从一幅旧画里走出来，身后大片白花像一层薄霜。
我嘴唇动了动，最终没有开口。
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反复回放她的脸。
彭越泽的前妻，他说她去国外了。
她明明就在这座城市里，还活得比我想象中安稳。
那么他在隐瞒什么？
或者说，他在对她隐瞒我？
当天深夜，我等到他熟睡后，悄悄摸进了他的书房。
我知道他书房抽屉锁着一块地方，但那天我学他用指纹开了锁。
抽屉里只有一个不起眼的牛皮纸文件袋，打开来摸到几页纸。
借着手电筒的光，我只看清了第一页。
那是一份精神鉴定报告的复印件，被鉴定人一栏写着两个字：苏秀琳。
诊断意见栏写着：双相情感障碍，认知功能受损。
落款日期是三年前。
我拿着那份文件的手剧烈颤抖着。
纸张的边缘硌着我的手心，把我的思绪割得七零八落。
苏秀琳，那个看起来从容自若的女人，在彭越泽的抽屉里竟然是一份精神鉴定报告的每一页。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前妻的诊断报告藏在自己的书房里？
如果苏秀琳真的有病，今天坐在花店里泡茶的那个女人又是谁？
这两幅画像拼不到一起去。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外隐约传来了脚步声。
“还没睡？”彭越泽的声音从门缝里插进来，我吓得浑身一激灵，手忙脚乱地把文件塞回文件袋，扔进抽屉，关上锁。
我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转过身，他已经站在门口。
“夜里睡不着，想找本书看看。”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
他站在阴影里，面容看不太清，沉默了两秒：“早点休息吧。”他说完便转身离开了，拖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慢慢远去。
我靠着书桌滑坐在地，后背全是冷汗。
不知道他看到我的背影时目光里藏着什么。
但那一晚我明白了，我不能再在这套屋子里待下去了。
再待下去，那份写着苏秀琳名字的精神鉴定报告，下个名字也许就该写上丁思妤了。
我翻来覆去熬到天亮，等到他出门后，我给许雅楠打了个电话。
她接起时惊讶地问：“怎么了？这么早？”我一开口，嗓子像被沙子堵着：“雅楠，我好像惹上大麻烦了。”
06
我在许雅楠家住了两晚。
第三天的黄昏，彭越泽的车停在她家楼下。
他坐在驾驶座里给我打电话，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天气：“思妤，回来吧。妈炖了汤，等你吃饭。”我看着手机上那个跳动着的名字，觉得整条脊背像被冰水浇过。
“你让他回去吧，别开门。”许雅楠拉着我的胳膊说。
但我没有那个勇气。
我知道，我如果不主动下去，他一定会敲开许雅楠家的门。
他会带着礼貌的笑容问她：“雅楠，我太太在这里住了好几天了，打扰你了。我来接她回家。”就像任何一个体贴又担忧的丈夫。
他从不失态。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我疯了，他也不会表现出丝毫破绽。
我下楼了。
拉开车门时他又补充了一句：“思妤，你要是觉得家里闷，以后我可以多陪你出去走走。”他没有提苏秀琳，没有提那份精神鉴定报告，仿佛那些东西根本不存在。
他越是这样从容，我心底的恐惧就越深。
那晚回到别墅，我坐在卧室的床上发愣。
墙上的婚纱照像一口巨大的镜子，两个在照片里笑得那样幸福，仿佛屋子里的空气都被纯净的幸福填满。
可我却从那幸福里看见了我自己的脸，像被揉皱了又摊开的一张纸，留下抹不掉的褶痕。
第二天中午，婆婆薛姗从副楼过来吃饭。
她话不多，端菜盛饭手脚利落。
我坐在桌边勉强扒了几粒米，她忽然说：“思妤，越泽一个人打拼不容易。你别给他添乱。”我筷子一顿。
薛姗低头喝汤，慢悠悠地补了一句：“他有的时候是管得宽些，但那都是为你好。男人嘛，要有心思防着你，压根就不挑你做媳妇了。”
她这话很轻，却像一颗钉子“啪”地敲进我的心脏里，穿透了我的恐慌。
我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只能在喉咙里打了个转，然后咽下去。
她笑了笑：“这就对了，家和万事兴。”她说完那话便端着碗筷回副楼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饭桌前。
桌上那碗汤一点点变凉，汤面凝出一层白色的油花，我看着那层油花越看越觉得像一片死水，总觉得是在预示什么。
我是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娘家都回不去的女人。
如果我离开彭越泽，我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几乎被磨平了。
他已经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离开他就会活不下去的人，这让我感到室息般的绝望。
当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起来倒水，忽然听见楼下传来轻微的说话声。
我捏着水杯探头往一楼看去，客厅的灯亮着昏黄的暗光。
彭越泽背对着楼梯，正站在窗前打电话。
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听见了：“她已经开始怀疑了？你之前是怎么跟我保证的？我告诉你，如果她把那东西挖出来，咱俩都得完。”
电话那头似乎说了句什么。
彭越泽沉默片刻，语气放缓：“行了。老办法。”他说完便挂了电话，站在原地没有动。
我使劲缩回身子，半步半步挪回卧室，心脏擂鼓似的在胸腔里撞。
他口中的“她”说的是谁？
那个“东西”又是什么？
而我，是不是已经成了他需要处理掉的麻烦？
那一夜我没合眼。
窗外的月亮惨白惨白，天地之间像是蒙着一层冷光。
我甚至不敢翻身，害怕任何一个轻微的动静都会惊醒身旁那个正熟睡的男人。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直到天边泛起灰蓝色的光。
第二天一早彭越泽出门后，我终于摸进了他的大衣口袋。
我快速翻了一遍，在最里层摸到了一把小小的银色钥匙，看起来极不像家里的常规钥匙，更像某种保管箱。
我把钥匙揣进自己的裤兜里，手心全是汗。
当天下午，我借口买菜出门，去了银行一家分行。
我试着把那把钥匙递给柜台的柜员：“我想打开我的保管箱。”
柜员看了眼钥匙号牌，领我进了保管箱室。
箱子打开的一瞬间，有一股旧纸和灰尘的气息扑了出来。
里面躺着一个文件袋，不大，牛皮纸的，边缘被磨得发毛，像被人反复打开过。
我颤抖着手抽出里面的东西。
第一眼，我就看见了苏秀琳的彩色照片。
照片里的她比现在年轻些，眉眼带着笑，而旁边还并排贴着另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
那女人大概三十岁出头，圆脸，杏眼，笑得温柔恬静，可是目光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胆怯和迷离。
照片右下角印着一行小字：某某市精神卫生中心，住院部档案登记照。
我一页页地翻下去，整沓纸慢慢在我手里变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深渊。
近十年间，至少有四个女人的照片、病历复印件、精神科用药记录、甚至住院缴费单，被夹在这层层叠叠的纸张里，依次排列。
她们有一个共同点。
她们都是彭越泽的妻子或女友。
而其中至少两个人，在关系结束后被送进了精神科病房。
病房大门在她们身后合拢，关住了她们所有的声音和真相。
我站在那里，保管箱的铁门敞着，冷气往脸上吹，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纸张在指尖微微颤动。
我的名字，会不会成为这个文件袋里的第五张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