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晚年位高望重，为何也在单位受“排挤”，他到底害怕什么？

钱锺书晚年，身边发生最大的“伤心事”，应该是所谓的“栾贵明案”。话说，四年前遽然病故的栾贵明老先生，是晚年钱锺书来往最密的“忘年交”，甚至可说是他在单位内的“头号亲信”。但正是栾贵明意外引发的风波，纷纷扰扰数年，甚至让他差点“死不瞑目”。

栾是1964年毕业于北大古典文献，随后进入社科院文学所，与钱成为同事的。由于是“世交”，栾又热心帮忙借书、跑腿、办杂务，“甘供其驱使，做牛马走”，日渐变为钱锺书实质上的“助手”，“工同指臂，亲如肺腑”。1980年代之后，随之钱锺书“重新出土”，冠盖士林一时无两，还起复做官，尊为掌院，素来好玩但并无多少学术实绩的栾似乎也跟着时来运转，不仅很快“破格”晋升研究员，期间又在钱的支持下组建“计算机室”，并承当主任之职，这一切应该说都沾了“副院长”钱锺书的光，盖“不看僧面看佛面”是也。只不过，祸兮福所倚，事业上一帆风顺的栾贵明，职业生涯很快就遭拦腰斩断：1990年代初，他发现在“办院计算机室的过程中有人侵占公财”，钱锺书听说后严命他向上汇报，结果“被举报人仍然好官照做，而举报人栾贵明“却陷入无休止的审查”，不仅差点坐牢，也在1993年后被迫离开社科院，转为奇奇怪怪的个体户式“民间学者”。直到1997年8月，法院最终判决栾贵明无罪，可那时的钱锺书，生命已走到了尽头，且早就失语。据说，在病床上他听闻判决结果，“潸然留下了两行热泪”。而在此之前的1993年，据时任社科院副秘书长杨润时回忆，那时钱锺书虽在住院但尚清醒，曾再三郑重拜托前往探病的他，说“栾贵明的事我管不动了，我把他托付给你了”，身旁的杨绛还说“锺书很少用这种方式与人告别，今天我都有点意外”（（《子曰.序》,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版，页12）。种种信息表明，这起突如其来的官司，是钱锺书去世前至为牵挂的未了大事。

实际上，这么多年来，“事主”栾贵明一直有意无意地在暗示，这场猝不及防的风浪，他很大程度上是“代人受过”，此“人”即钱锺书。也就是说，社科院内部有人在“排挤”钱锺书，且要搞掉“钱副院长”唯一亲手抓的“学术数字化工程”，只是“钟馗”耐不得，就拿他这个“小鬼”开刀，“剪羽翼”，“清君侧”。栾贵明自己说，他一直“对这种审查的动机与方式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照其友人蔡田明更明确的转述就是，“栾先生赤胆忠心，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支持他的钱锺书”（《砥砺贵明：栾贵明纪念文集》，页115）。由于栾有“满嘴跑火车”的“前科”，多数人不信他这个说法，但我觉得是可能的，即击毁栾贵明多少与他跟钱“情同家人”且如左膀右臂有关。如此才能解释：一，这么个小科室的小案子，一切呈堂证供都明明白白，何以会反复折腾五六年，离奇地酿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且最终要等到钱锺书彻底陷入弥留之际，已经明确行将不久之日，“幕后人”才终于肯放手结案？二，钱锺书何以会这么热心且焦虑，直到临终之际还念念不忘，且似乎始终感觉有愧，是否也明白这个事本身，多多少少有冲着他来的意思？据知情人说法，这桩案子，在社科院内部曾“引发了不小的震动”，钱锺书本人则“不能理解又非常无奈”，他只能尽量托付信得过的一二领导“托孤”过问。2008年1月，杨润时也著文说过，彼时那些人似乎“顺藤摸瓜”还要找钱锺书的麻烦，是“后来在胡绳院长严令制止下，才停止了对钱先生的骚扰”（《子曰.序》,福建人民社2013版，页11-17）。

但这个事本身，我觉得更有意思的点在于，它似乎可以说明，钱锺书晚年表面上声望如日中天，在单位内外备受尊崇，尤其是在1982年之后，突然“这番抓将官里去也”，既骤然副部级“副院长”，又荣膺过去翰林院学士式“最高顾问”什么的，可说位列清贵到了知识分子的巅峰，可实际上并不好过，在社科院内部处境尤其微妙。这应该是今人从未想到的点，乍听似乎也有点难以置信，可要将多方交叉信息一验证，我以为就能明白事实就是如此。“助手”栾贵明直白说过，“钱先生在文学所的处境并不是很随心的，并不像我们今天设想的那样，包括后来钱先生做了副院长，说三道四的人也不是没有，这是客观事实”（《钱锺书的围城》，158页）；同事柳鸣九则说，后来钱的“待遇规格显然高于‘翰林院’任何研究所的学术行政首长，更不用说高于任何其他的‘翰林’名士了”，“对此，崇羡者有之，红眼者、侧目而视者自然也不会少”（《“翰林院”内外》，页102）；枕边人杨绛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她晚年写《我们仨》时分，也跟人讲过，“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只是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滴退让”，点明了这是“一辈子”。说晚年钱锺书依然备受“排挤”，可说一切有迹可循，尽管钱杨夫妇始终低调，深自敛抑，绝不出头，但似乎总有人看他们不惯，要制造绊脚石，给他们麻烦。

前一段集中翻阅新《万象》旧刊，发现2003年第10期张隆溪的一篇回忆文章，也很早就专门谈过这个事情。张是晚年钱锺书又一“记名弟子”，1980年后与之过从甚密，知晓内情不少。在张笔下，晚年钱锺书尽管位高望重，实际一直战战兢兢，似乎生怕不一小心就落人口实，招致明枪暗箭。张隆溪说，1983年后，他在著名的《读书》杂志上写文论随笔，出了点风头，有人看不过眼，钱锺书曾特意告诫他，“做学问一定要扎实，不要让小心眼的专家拿住把柄”，还说自己“打通中西的努力”，也一直在内外备受攻击，被酸溜溜嘲讽为“钱派新学”，且若稍有疏忽，“就会被人攻击得体无完肤”。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似乎颇担心，刚出道的张隆溪，也会因为他沦为“钱派新学”的靶点，觐见时耳提面命还不够，言之不足还专门写信“下指导棋”，说发文最好是在“较硬性之学术刊物上”，只因关注者少，“不致引起此等人侧目”，倘要发到《读书》这种“龙蛇混杂”的通俗刊物上，很容易招惹出是非来，需要小心谨慎。还说“我老了，说话可以无忌惮，隆溪啊，你可要小心！”据此，当也不难看出，钱锺书到老依然神经紧绷，内心很难说松弛，似乎生怕被同行搞，更担心那些“登场入室”者无辜受累。

至于1980年代以后的钱锺书，都贵为“副院长”了，还会害怕谁、害怕什么呢？乍一想，也确实毫无头绪。在社科院内部，除了公开打过架的林非夫妇外，钱锺书素与卞之琳、冯至、吴世昌、吴晓铃、余冠英、唐弢这些大佬不咸，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参范旭仑《钱锺书在文学研究所》），但也不至于剑拔弩张，即有“排挤”应该也是暗地里的事，彼此心照不宣，也“不足为外人道也”，甚至似乎还有意遮掩。比如在那本《听杨绛谈往事》里，杨说“此前被恶邻欺辱怕了”，所以搬到学部七号楼办公室那三年，与那“十余户文学所同事”邻居们关系都很好，可要搬出“合订本”对照来看，又完全不是。前几年翻看老杭大中文系教授雪克老先生（即今之“著名才女”陆蓓容的祖父）那本《湖山感旧录》（中华书局2021版），就发现一条回忆，说的是1977年某日，他因故进京到社科院贺麟家中拜访，而贺彼时正也全家蜗居住在学部七号楼，聊完正事后，贺特意谈起八卦，说你雪克来晚了一步，“刚刚隔壁邻居钱默存锺书先生家与合住者又闹了一场，让人家把桌子都抛在了楼下”，幸好“京师人文社科界有两位享受副部级待遇”，一是顾颉刚，另一则是钱锺书，“他们二位的住房已重新安排，近日即可迁入新居，自可免受此苦了”云云。由此可见，钱杨夫妇搬到学部七号楼之后，还与别的同事兼邻居闹过一场，怎奈年将七旬的一对老夫妻，又体弱多病，怎有力招架，只能任同事“欺侮”，眼睁睁“让人家把桌子都抛在了楼下”了。好在时来运转，他们当时已经拿到了“部长楼”的钥匙，即将搬离，从此“可免受此苦了”。而从这一则材料来看，彼时的社科院文学所，内部关系就是很复杂的，不少人很公开就是“欺侮”钱杨夫妇。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家中“无壮丁”之外，按照栾贵明与张隆溪的“异口同声”的解释，就是钱锺书无与伦比的高才博学，以及爱臧否人物的喜好，很招单位人嫉恨。栾贵明说，钱不参与任何纷争，“更没有去参与整人的内斗”，可他“神一样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所以“在文学所工作期间钱先生承受的委屈和不快，隐忍和无奈”是难以尽述的（《《砥砺贵明》，页131）；而张隆溪则讲得更明白，钱的学问太好了，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可正“因为旧学新知都太突出，对学界两面的专家都造成压力，反而招人嫉妒，当年在清华如此，后来在别处也未尝不是如此”，很令人扼腕叹息云云。钱锺书生前对此不置一词，但杨绛显然也是这个看法，认为钱锺书在单位的那些坎坷，就是“招人忌”，尽管“忌他很没有必要”，因为他“从来不愿冒尖”，也“从来不愿争先”。说白了，钱锺书在文学所的不开心，主要原因不外两项：一是“树大招风”，人性就是忍不住要“敲突出的钉子”；二是“学问太高了”，衬得其他那些“有些自鸣得意、自视甚高的专家”登时“寒伧平庸”，即便他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争，也都是那些人的眼中钉无疑了。此即海外作家吕剑说的，钱这样的高人，无论说什么，都会“暗藏着散射的杀伤力，无意中刺痛了一些人（《笺注》,河南文艺2015，页166)，想亦是实情。从余一梦《 <我们仨> 里的几桩公案》一文可知，文学所内部整钱锺书最积极、最厉害的人，大概都让人想不到，就是现代文学专家唐弢，而两人其实都不算同行，过去也素无仇怨可言，只能说是“无缘无故的恨”了。后来唐弢落选社科院副院长，杨绛很开心，说这是“老天爷对诬陷者的玩笑”——这里的“诬陷者”，不难推断当为唐。学界都说社科院“水深”，也由此可见。

钱锺书对此，自然也是洞若观火的。所以他1982年应允出任副院长，条件是不管行政、不要办公室与工作人员，连助手也不要，这里必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顾虑与考量。到了1985年4月，沪上后学刘永翔登门拜访，谈到为何不用助手，钱还拿了另一“邻居”俞平伯的遭遇活学活用，“殷鉴不远，俞尝用一助手矣，而难中发其言论最多者即此人”，“余之所以摇首于助手者，惧其无助于余而惟以出首为务也”（《蓬山舟影》，页29）——这里的俞平伯“助手”，显然就是也出自北大中文系的王佩璋女士，李彤先生新书《红学外史》有过浓墨重彩的渲染；而这段“私语录”，似乎也可觇见杨绛说钱富于“政治警觉和敏感”的说法，还真不是盖的。钱锺书当然不是“书呆子”，他洞悉历史与人性，“对险恶的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尽量避免在政事上出头露面”，自诩“压根不吃胡萝卜，就不受大棒趋势”，所以总能智慧地精准预测到“暴风雨即将来临”，最终不仅全身而退，也能在遍天漫地的“世俗之尘埃”中保持住“皓皓之白”。确实，他偶尔也忍不住喜欢臧否人物，可要真是认真想想，其实都是无关痛痒的人事，也只对信得过的人聊几句，压根是“天下至慎”，也是“吕端大事不糊涂”。他是“智贵免祸‌，明尚夙达”，唯一的问题就是周边那些（准）小人们无端的“忌才畏强”,还无法完全躲开，只是步步退让，息事宁人而已。他本性是“有傲世情，不乐仕宦”，生平偶有狂狷之态，也是“毫不干涉时事，亦非伤时骂世”，界限是拿捏很清楚的。“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问世事”，这也是一个真实的钱锺书，从《观察》作者到《管锥编》作者。

当然，可能也会有朋友疑惑，钱锺书自1980年之后，即便只是个学界“吉祥物”，出任的“副院长”虽贵无势，是毫无实权的虚衔，可他不是有个“大后台”胡盐城么，单位那些人怎么敢“欺负”亦或“排挤”他？我觉得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外人，看不清究竟，很容易高看钱胡“友谊”。实际上，杨绛自己说的就很清楚，钱胡虽是清华同学，可早年互不认识，胡也瞧不上钱这类“纯学者”，所以后来在“毛译”共事多年，作为“上司”的胡“对他并无好感，还不点名批评他身穿长袍，服装守旧”之类，总体上对钱“比较冷漠”，直到钱后面突然蹿红，胡才猛然变得“十分亲厚，关心照顾，先后判若两人”（《听杨绛谈往事》，页314），原因何在不言自明，当时“内部人”当也是了然于心的。而且，倘若愿意多翻翻书刊，也可以很了然，彼时的胡盐城绝不只是对钱锺书“偏重”而已。据胡木英口述的那篇文章《我的父亲》（《同舟共济》2014年第5期）可知，那时的胡盐城，只怕更“器重”另一位“学界大佬”兼“清华同学”的季羡林，两人在校时就认识，而且关系匪浅，1980年代“恢复交往”后，胡一样频繁“主动看望”，几乎什么好东西都“送一份”，还请他到家吃饭，以及委以重任，连社科院副院长之职，胡本意也要是季出任的——后来那本《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中，季也亲口承认了。所以说，对胡而言，在他那个地位和立场，他的“友谊”往往只是一种表态的需要而已，并不值得太当真，社科院内部人士也应该看得很明白。比如林非夫妇就不怕“钱副院长”，想来绝非“骨头硬”吧？

所以，说来说去，这种事是很可悲的。一个正经的读书人，一个纯粹的学者，无非只是想安心做学问，静心读读书，往往都是不能如愿的，用那句流行话替代来说，就是“你不理小人， 小人就会来理你”，人生无聊无奈至此，简直要“无语凝咽”。钱锺书什么人都不招惹，步步退让，可还是要换来种种“欺侮”与“排挤”，可能有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觉得在职场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高智商云集但蛋糕更小的所谓学界，更会变本加厉。这样的事，可说一点都不稀奇。我昨天翻看《彭斐章九十自述》（国图社2025版）这本书，就看到类似让人啼笑皆非的一条：话说在1984年，附近武大将设立国内首个“图书情报学院”，按资历首任院长必是彭斐章。任命还没下来时，内部各种明争暗斗，彭本人素来淡泊名利，倒是毫不在意，也不过问。期间，他照样至京公干，在教育部食堂吃饭，某日旁边坐的就是时任副部长彭佩云。彭副见他是生面孔，就主动问名字，结果姓名一报，彭副大惊失色，“啊，你这身体很好啊，哪里老态龙钟了？”一问之下，才晓得系里好些人为了阻他出任院长，背后早就搞了一通小动作，其中一条就是通过重要渠道将“告状信”直递彭副那，说彭斐章“老态龙钟”云云。

数十年后，“老好人教授”彭斐章还为之啼笑皆非，说要不是“吃饭偶遇”，“首任院长”就铁定没他事了；而系里那些高知同行的手段，他“想都没敢想，也想不到”（页228）。或许可以说，这些都属于“老实人”的可悲，属于学界的可悲，更属于整个社会的可悲。想到钱锺书生前，曾一再叮嘱身边年轻人并且真正身体力行的，“我们的职业是读书，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生平志向如此而已，而得到的回报居然是一飕飕“明枪暗箭”，还是发自身边那些“热情的熟面孔”，就更觉社会之可悲，与人性之可怕了。

2026.8.22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