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分谦”被骂上热搜：模仿明星的边界，法律早就画好了

一个粉丝群的聊天截图，2.6万人围观，583条评论，2160次转发。

事情不复杂。一个叫薛之越的年轻人，靠一张酷似薛之谦的脸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外号“山西分谦”。他的全国酒吧巡演海报刚出——杭州、苏州、太原、西安，五站排到9月底。海报上写着“山西分谦”，妆造、衣服、站姿，都往一个人身上靠。

争议的引信是一套演出服。他在粉丝群说，花3000多订了一套衣服，等了半个月，穿上后被“一顿喷”。粉丝不买账：你唱薛之谦的歌没人管，但借他的名字、穿他的同款、收门票做“巡演”，这不叫致敬。

最要命的是他自己在群聊里说的一句话：“我的初衷是那样想的，但别人看了不会那样想。他们会觉得我和老薛一个维度的。”

抖音上，一条评论被顶上来：“面具戴久了当成自己的脸了。”

围观的人并不全是薛之谦的铁粉。很多人是看一个“长得像明星的人”，怎么把路走窄了。

我不站任何一边。但这件事里，有几个法律问题值得掰开来说。它们不止关乎薛之越一个人，也关乎每一个在短视频时代“靠脸吃饭”的模仿者，以及每一个可能被“分谦”们引导消费的普通观众。

一、长得像，不是原罪

先说清楚一个前提：法律并不禁止模仿明星。

从早期的《百变大咖秀》到如今短视频平台上的各种“赛博分身”，“明星脸”一直有市场。如果只是模仿明星的唱腔、台风、表演风格，哪怕是在直播间里唱几首偶像的歌，只要取得了相应的版权授权，法律并不干预。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对他人轻微的模仿行为也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问题的分界线在哪里？

在于“模仿”是否构成了“商业混淆”。

打个比方：你在家照着菜谱做了一道红烧肉，这没问题；但如果你开了一家饭馆，招牌上写“某某某同款红烧肉”，菜单上用的全是那位名厨的照片和名字，客人以为是他开的店，这就越界了。

薛之越的巡演，不是一场朋友间的聚会，而是一个有门票、有海报、有票房分成的商业演出。海报上写着“山西分谦”，妆造从头到脚复制薛之谦，“分谦”二字本身就在暗示一种关联。观众买票进场，买的是什么？如果买的是“看到一个像薛之谦的人在唱歌”，那是一种猎奇消费；但如果买的是“薛之谦相关”的体验，那性质就变了。

二、法律怎么看这件事？

这里面至少涉及三个层面的法律问题。

肖像权：不只是“长得像”的问题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判断是否侵犯肖像权，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是否可被识别为特定自然人，二是是否获得了肖像权人的同意。

薛之越天生像薛之谦，这本身不构成侵权。但问题在于——他不是“天生像”，而是主动往那个方向靠。化妆、发型、服装、站姿，甚至海报上的名字，都在强化这种“可识别性”。法律保护的不只是“你的脸本身”，而是你通过脸、名字、形象、声音等综合要素形成的“人格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还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这意味着，如果你在商业演出中不仅外形模仿，还刻意模仿对方的唱腔、声线，使之足以让观众关联到特定人，同样可能触碰声音权益的保护边界。

姓名权与不正当竞争：新法有了更清晰的“说法”

“山西分谦”这四个字，是这件事里最关键的证据。

2025年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名称、姓名（包括笔名、艺名、网名等），引人误认为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

这条修订不是凭空来的。在此之前，已经有多起判例为类似行为划定了红线。“胡扬琳案”中，法院认定经纪公司为新人取了一个与成名歌手“胡杨林”高度相似的艺名，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停止使用并赔偿23.3万余元。汪峰起诉“汪小峰”、杨坤起诉“四川芬达”，也都是这个逻辑。

薛之越说“公司安排的”“我只拿出场费”。但法律看的是行为本身是否构成了混淆，而不是收益归谁。你同意了穿那件衣服、同意了挂“山西分谦”的海报、同意了用这个名字做巡演，这个“人设”就已经是你的选择了。

消费者权益：买票的人有权知道真相

这一层最容易被忽略，但和普通人关系最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且进一步要求，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如果一场演出的宣传物料刻意模糊了“模仿者”与“被模仿者”之间的界限，让消费者在购票时产生了错误的期待——比如以为薛之谦本人会现身，或者以为这场演出得到了薛之谦的授权——那就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还票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主张三倍赔偿。

三、如果你遇到了类似的事，可以怎么做？

法律分析听起来总是冷静的，但落到生活里，普通人面对的可能是一张已经买了的票、一场已经看了的演出、一笔已经花出去的钱。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消费权益受到了侵害，有几个具体的路径可以参考：

第一步，保留证据。 演出海报、购票页面截图、宣传文案，都是判断是否存在误导的关键材料。

第二步，向平台投诉。 如果是通过大麦、猫眼等票务平台购票，可以先走平台的内部纠纷处理机制。

第三步，向12315投诉举报。 全国12315平台和12315热线是市场监管部门受理消费投诉的官方渠道。涉及演出内容的，还可以通过属地12345热线反映。

第四步，向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反映。 如果涉及演艺人员的从业规范问题，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设有道德建设委员会，可以根据《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进行评议。

这些路径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让人知道：面对一场可能被“包装”过的演出，你不是只能忍气吞声。

四、模仿的边界，不只是法律问题

回到薛之越这件事。他在最后那条语音里说：“我模仿薛之谦我认，因为我一直都在模仿。”这句话其实很坦诚。模仿本身没有错。很多优秀的喜剧演员、综艺艺人，都是从模仿起步的。但模仿和“寄生”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模仿是“我像你，但我是我”。寄生是“我像你，所以我可以代表你、替代你、用你的名字做生意”。前者是致敬，后者是消费。

上观新闻在一篇评论中写过一句话：“创作者和模仿者的核心差别，关键还是创造力。”被模仿的歌手能持续吸引观众，在于他不断有新作品。而模仿者如果长期只靠一张脸、一套衣服、一个名字，路只会越走越窄。

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是IP”的时代，靠一张脸获得关注并不难。难的是，当那张脸不再年轻、当观众的新鲜感消退之后，你还剩下什么。

法律划定的是底线，但底线之上，还有很多选择。选择做一个有创造力的表演者，还是选择做一个“面具戴久了真当自己脸”的模仿者——这个答案，只有自己能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