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帝国的财政困局：为什么总是“富而不强”

一、表面富厚，遇事就财政吃紧

东亚经济的特点与其说是总量不足，不如说是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上极度缺乏弹性的，它的预算是僵硬的。像康熙皇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上是固定了帝国的财政收支体系。

因此，有事情的时候，表面看上去富厚的宫廷根本拿不出额外的开支来，连打一场缅甸战争都对付不了。大的地主都被打散以后，整个帝国遍布的是小地主及广大农民。小地主家里有余粮，但不多。他们最怕折腾，因为折腾一次可能就伤筋动骨。你跟他们说用铜钱交税，他们第一反应是：我卖多少粮食才能换一串铜钱？中间被商人赚一道，我不亏了？直接交粮食多好，地里长出来的，踏实。

白居易诗里就写过这种心态。就像白居易的诗歌当中所说，广大小地主认为铜钱都太过分了，我们要卖多少粮食才能换来一串铜钱，直接收粮食不好吗?但是国家收那么多堆积如山的粮食，运输不便，千辛万苦地运到洛口仓，几十年就坏掉了，等到真要打仗需要钱的时候，又一个钱也拿不出。

因为征税成本之高，而勉强征收的粮食和布匹只是够本县公务员的日用。在仓库里面存一部分，然后运一部分到比如洛口仓，作为国家的积蓄。隋炀帝征高丽，洛口仓的仓储顺着大运河运到辽东。几十年的储备，一年打仗就花完了，然后各种支持不住，没有金融经济可以支援他们。

所以，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就要派波斯人出身的大臣到洪州、扬州这些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城市的富商巨贾其实跟上海租界的商人一样，最大的商人一般是犹太人和欧洲人，当时最大的商人一般是波斯人和印度人。采取的普遍做法一般是向这些商人借钱，借了钱以后有各种抵押诸如此类的手段。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要么用茶叶这样的经济作物来做抵押，给茶叶涨价，实行茶叶垄断。

买茶叶的消费者往往也是小地主之类的，自然要吃亏，物价各种上涨之类的。他们自然对这种经济体制感到不满意，但是以编户齐民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就只能是这样。国家的铸币适应编户齐民的需要，以铜钱为主。

二、管财政的波斯人和色目人

忽必烈之所以要用那些色目人，儒家的历史学家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坏人，像阿合马之类的人做财政大臣，根本上就是因为，金宋两国的巨大人口发挥不出必要的财政机动性，还是需要有这些伊朗或者突厥来的穆斯林商人提供流动资金，他们是精通高利贷和商业的。

其实它们的财政方针是类似的，唐朝特别是安史之乱时期的财政官很多是波斯人。而他们实行的征敛政策常常被代表了小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士大夫阶级骂得一塌糊涂。小地主普遍积蓄不多，他们经不起任何折腾，对于依靠商业方式来搞钱的做法，无论如何都增加了他们作为消费者的负担，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满意，一心想要恢复以谷物和布匹为基础的经济，这两种东西是小家小户的编户齐民都可以直接生成的，他们连铜钱都不情愿使用。

但是这样的征税成本自然高的吓人，一家一户每人上缴两口袋粮、两块布，小地主对这种前景感到非常满意，但是从朝廷的角度来讲，要养多少公务员？挨家挨户征收，一个县里要有几十万户，至少要有上万公务员下乡去跑，而征来的布匹和粮食连给公务员吃饭穿衣都不够，这些公务员不是要花钱的吗？所以养不起如此多的公务员，一个县里面有几十个公务员就不错了。

仅凭这点人平时驻在县衙里审案子都不够用。一个县至少有几百个乡，一天到晚县太爷带着这帮人到各乡去跑，县衙门都空了，这不现实，所以要讲究“息讼”。道德的背后都是有利益结构存在的，正是因为人手不足，所以希望儒家的宗族长老自己调解，不要把事情闹大，如果大家什么事情都到县衙里面打官司，县太爷累也累死了。

三、僵固的财政体制

这种行为在儒家学者看来就是坏人，但是实际上多数时代的财政都是这样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完全依靠财政和军事革命展开。儒家的历史学家对唐人和元人采取了不公平的双重看法，因为他们把李世民变成了中国人，却还没有把忽必烈发明成中国人。

儒家史书里，阿合马这帮人基本没好名声，清一色被写成奸臣。金宋两地人口那么多，按理说税基不小。可问题是，这套编户齐民的体制，收粮食布匹还行，一到需要调动大笔资金的时候就卡壳。打仗要钱，救灾要钱，修河要钱，可国库里堆的是粮食和布，不是银子。粮食运起来费劲，放久了还发霉，真到用的时候根本指望不上。

所以忽必烈只能用那些从中亚来的穆斯林商人。这帮人懂高利贷，懂贸易，懂怎么让钱生钱。儒家士大夫看不上他们，觉得这是与民争利，是盘剥百姓。

可话说回来，不找他们，朝廷连一场像样的战争都打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