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四十年，再闻已是永别：怀念我的启蒙恩师胡先生

昨夜与滕州柴胡店的旧友围灯夜话，茶过三巡，聊起村里的旧人旧事，朋友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大官庄的胡老先生，去年冬天走的，活了八十三，走得很安详，没遭什么罪。”

我手里的搪瓷茶杯猛地一顿，滚烫的茶水漾出来，洒在手背上，灼得生疼，却半晌没回过神。窗外的秋风卷着落叶打在窗棂上，沙沙作响，像极了当年大官庄小学教室里翻课本的声音。尘封了近四十年的记忆，就像被谁掀开了闸门，轰地一下涌了出来，堵得心口发闷。

这位胡老先生，正是我人生第一位语文启蒙老师，大官庄小学的胡先生。

算起来，1985年的春天我离开大官庄，转去薛城读书，一晃已是近四十载春秋。少年时总觉得山高水长，来日方长，总有一天会回到那座小学校园，站在先生面前，认认真真说一句谢谢。谁曾想，当年匆匆一瞥的背影，竟是最后一面；再闻音讯，已是天人永隔。

一、大官庄小学的红砖瓦房

要讲胡先生，得先讲讲八十年代初的大官庄小学。

那是鲁南乡村最典型的村办小学，坐落在村子的东头，一圈土坯围墙，围着两排红砖瓦房。操场是踩实了的黄土地，坑坑洼洼，边长着几棵歪脖子老杨树，树下长满了狗尾草和马蜂菜。上课铃不是电铃，是挂在杨树杈上的一口铜钟，敲钟的是学校的老校工，“当当当”一敲，半个村子都能听见。

教室里更是简陋。水泥抹的讲台，边角磨得圆溜溜的，上面总放着半盒粉笔、一把黑板擦。黑板是水泥抹了刷的黑墨，年头久了，掉了漆，白一块灰一块，写上去的字总有些发虚。课桌是两人合用的长木桌，桌面刻满了铅笔印、小刀痕，还有歪歪扭扭的“三八线”；凳子是长条凳，坐上去一晃三摇，总担心会散架。

那时候的农村孩子，野惯了。上学背着母亲用碎布缝的花书包，里面装着两本课本、一支铅笔、一块橡皮，还有半块玉米面饼子当干粮。每天天不亮就约上街坊的小伙伴，踩着土路往学校跑，路上摘个野枣，摸个甜瓜，一路打打闹闹，鞋上沾满泥也不在乎。

那时候没人懂什么叫“素质教育”，也没见过课外书、多媒体。对我们这群泥腿子孩子来说，学校就是个能认字、能学本事的地方。而胡先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站在那方水泥讲台上，给我们推开了一扇通往文字世界的窗。

我至今记得第一天上学的场景。母亲领着我进教室，指着讲台前的男人说：“快叫胡老师，以后好好听老师的话。”

我怯生生地抬头，就看见先生。那年他四十出头，个子不高，身形清瘦，皮肤是常年在屋里教书少有的白皙，唇上留着两撇整整齐齐的小黑胡子，修剪得一丝不苟。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袖口磨出了一圈毛边，左上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支红钢笔，笔帽亮闪闪的。

他冲我笑了笑，嘴角的胡子动了动，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说：“来了就好，以后好好读书。”

可那时候我们这群孩子，背地里总偷偷嘀咕，说胡先生长得像连环画《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一样的小胡子，一样的严肃脸，看着就不好惹。上课不敢做小动作，下课见了他也赶紧低着头跑。

二、先生的课，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可真正听了胡先生的课才知道，这位看着严肃的先生，肚子里藏着说不完的故事，讲起课来比说书先生还热闹。

那时候的语文课，就是一本语文书、一支粉笔。别的老师上课，就是领着读生字、抄课文，枯燥得很，我们坐在下面总走神。可胡先生的课，从来没人坐不住。他讲生字，从不只教读音笔画，总要扯出一段故事来。

讲“千”和“万”，他就讲那个土财主请先生教儿子写字的笑话：“先生教‘一’字画一横，‘二’字画两横，‘三’字画三横。财主儿子一听，说这还不简单，把先生辞了。过两天财主家要请姓万的客人，让儿子写请帖。儿子写了一早上，哭着出来说：‘天下那么多姓，他偏姓万，我才画了几百横！’”

全班哄堂大笑，桌子拍得咚咚响。先生站在讲台上，捋着小胡子，也憋着笑，等我们笑够了，才敲敲黑板：“记住了？读书识字，半点马虎不得。自以为是的人，早晚要闹笑话。”

讲“信”字，他就讲曾子杀猪的故事，说“人言为信”，说话算话才叫人；讲“礼”字，就讲孔融让梨，说长幼有序，做人要懂规矩。那些带着泥土气的民间故事、历史典故，从他嘴里娓娓道来，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我们这群坐不住的野孩子，一个个瞪着眼睛听，连下课铃响了都觉得不过瘾。

那时候没有课外读物，胡先生就是我们的“活字典”“故事书”。他不仅教我们认字，更让我们知道，书里有那么多有意思的道理，读书是那么有意思的一件事。很多年后我读了很多书，走了很多路，可最初爱上文字的那个起点，始终是大官庄小学那间掉漆的教室，和先生带着笑意的两撇小胡子。

先生讲课有趣，对写字的要求却严得出奇。他总说：“字是人的脸面，字写歪了，人就立不正。”那时候我们用铅笔描红，他走下讲台，挨个看。看到写得歪的，就俯下身，握着我们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改。他的手指上有薄茧，带着淡淡的墨水味，力道很稳，领着我们把横写平，把竖写直。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握着我的手写字的时候说：“娃，写字跟做人一样，一步都不能歪。”

那时候似懂非懂，只觉得老师的手很稳，写出来的字很好看。走过半生才明白，他教的哪里是写字，是做人的道理。

三、那堂站在门外的课，我记了一辈子

先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教书育人，先教做人；做人做事，先正衣冠。”

那时候我们不懂，不就是穿衣服戴帽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到那个阴雨天，我结结实实挨了他一顿呵斥，才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里。

鲁南的春雨，缠缠绵绵，一下就是三两天。村里的土路被雨水泡得稀烂，一脚踩下去，泥能没过脚面，鞋拔都拔不出来。那天早上起晚了，我怕迟到，拎着鞋子，光着脚丫子，踩着泥水往学校跑。冰凉的泥水裹着脚，凉得刺骨，我一路跑一路笑，还觉得自己聪明，省得弄脏了新鞋。

冲进教室的时候，上课铃刚响。我光着脚，裤腿卷到膝盖，脚丫子上还沾着泥点子，正想溜回座位，讲台上传来一声厉喝：“站住！”

我一抬头，正撞上胡先生沉下来的脸。平日里带笑的眼睛，此刻冷得像冰。他指着我，声音不大，却字字有力：“衣冠不整，成何体统！出去，站到门外头听！”

全班瞬间安静了，几十道目光齐刷刷地聚在我身上。我脸一下子烫得像火烧，攥着鞋子，低着头，挪着碎步走到教室门外，光着脚站在冰凉的水泥台阶上。

雨丝斜斜地飘在脸上，凉丝丝的。脚下的水泥地冰得脚心发麻，身上一阵阵发冷。我心里又委屈又不服气，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就是光脚上学吗？多大点事儿，至于这么当众罚我？那时候我觉得，胡先生真是太不近人情了。

那节课，我就站在门外。听着先生在里面讲课，听着同学们的读书声，听着雨打在瓦上的沙沙声。委屈归委屈，可他讲的内容，我却一字不落地听进了心里。那天他讲的是《上学歌》，讲“小学生，懂礼貌，见老师，问声好”，讲读书人的体面，不在穿得好坏，在干干净净，懂礼守矩。

下课铃响的时候，我正低着头抠地上的泥。脚步声停在我面前，一双布鞋出现在视线里。我抬头，看见胡先生手里拿着一块旧布。他蹲下来，也不嫌脏，拿着布给我擦脚上的泥。

“娃啊，是不是觉得老师罚得重？”他声音比上课的时候柔和多了，“咱们乡下人，日子过得糙，可不能活成野样子。读书先正衣冠，立身先懂规矩。今天你能光脚进教室，明天就能歪着身子写字，后天就能不懂规矩做事。这毛病，得从小改。”

他擦得很慢，把我脚趾缝里的泥都擦干净了，才说：“记住了，走到哪儿，都得有个读书人的样子。”

那天我没说话，只是用力点了点头。可那句话，像刻在石头上一样，清清楚楚地落进了我心里。

四十多年过去，我走过半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事。每次出门前，我都会下意识地整理领口，系好扣子；第一次参加工作面试，对着镜子理了又理衣领；哪怕身处低谷，也把腰杆挺得笔直。我知道，这都是先生站在讲台上，用一顿呵斥、一块擦脚布，给我上的人生第一课。

四、少年不识离别意

1985年的春天，家里托了关系，给父亲调动了工作，全家要搬到薛城去，我也跟着转去薛城的小学读书。

那时候年纪小，才七八岁，哪里懂什么叫离别。只知道要去城里了，有新书包、新铅笔、新课本，还能见到更多新鲜玩意儿，满心都是欢喜和期待。收拾书包的时候，把旧课本翻来翻去，满脑子都是对新学校的想象，甚至没想着去跟胡先生道一声别。

我总觉得，反正离得不远，放假了还能回村里，还能再听他讲故事，再挨他的批评。

临走那天早上，天还有点凉。我背着新书包，跟着父亲往村口走。路过学校门口的时候，上课铃刚响。我停下脚步，扒着土墙往教室里看。

胡先生正背对着黑板写字，蓝中山装的背影，两撇小胡子的侧影，和往常一模一样。粉笔在黑板上划过，发出“吱吱”的声响。他写得很认真，肩膀微微动着。

我站在窗外看了好一会儿，没敢喊他。怕耽误他上课，也怕他问我去哪儿。最后，我拽了拽父亲的衣角，说：“爹，走吧。”

然后我就蹦蹦跳跳地跟着父亲走了。

那时候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转学。我以为寒暑假还会回来，还会坐在这间教室里，听先生讲故事。我以为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见面的机会。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一转身，就是近四十年。

五、一句话，伴我走过半生

初到薛城的日子，新鲜劲儿过了，也会想家，想大官庄的小伙伴，想胡先生。可那时候通讯不方便，没有电话，没有手机，山里山外，仿佛两个世界。

后来读书、升学、参加工作、成家立业，日子一天天往前过，童年的很多人和事，都渐渐模糊了。可大官庄小学的水泥讲台，先生的两撇小胡子，教室外的春雨，还有那句“先正衣冠，后做学问”，却越来越清晰。

刚参加工作那年，第一次去单位面试。我特意穿了件新衬衫，出门前对着镜子，把领口理了又理，把扣子一颗一颗扣好。同去的人笑我太紧张，说不过是个面试，不用这么拘谨。我没说话，只是想起了先生的话。做人做事，先正衣冠。这不只是穿衣服，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后来工作中遇到难处，有过敷衍应付的念头，也有过投机取巧的想法。可每次拿起笔，想起先生握着我的手说“写字跟做人一样，一步都不能歪”，就又沉下心来，踏踏实实把事做好。

甚至自己的孩子第一天上学，我给他整理好书包，系好红领巾，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到了学校，先正衣冠，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

说完自己都愣了。原来先生当年说的话，早已刻进了骨子里，不知不觉间，又传给了下一代。

这些年，开车走104国道，路过柴胡店的路口，好几次都想拐进去。想回大官庄看看，看看老学校还在不在，看看胡先生身体好不好。

可每次都犹豫了。总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没混出什么大名堂，不好意思去见当年的恩师；总觉得工作忙，家里事多，等以后闲了，等过年过节，等下次机会。

一次又一次，都错过了。

我总以为，先生那样的人，一定会长长久久地活着。坐在老家的院子里，晒着太阳，看着村里的孩子背着书包来来往往。我总以为，等我闲下来，一定回去看他，亲口跟他说一句：先生，当年您教我的，我都记着。

可世事从来不由人。你以为的来日方长，其实都是后会无期。

六、那一代乡村的点灯人

昨夜听到消息后，我坐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先生的样子。

后来才慢慢知道，胡先生那一代的乡村老师，大多是民办教师出身。一个月几块钱的补贴，队里给记着工分，守着一间小小的教室，教着复式班，几个年级的孩子挤在一间屋里上课。

他们没有显赫的名声，没有丰厚的待遇，甚至连个正式的身份都没有。可他们就守着那方讲台，一支粉笔，一本书，教了一辈又一辈的农村孩子。把一个个野孩子，教成懂规矩、有文化的人；把一个个山里娃，送出大山，送到更广阔的天地。

而他们自己，就站在原地，守着那座老学校，慢慢老去，最后悄悄离开。

我们这代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脚下的路，都是这样的老师铺的。他们是乡村的点灯人，用自己的光，照亮了孩子们的路。他们平凡得像路边的草，可他们做的事，比山还重。

胡先生只是他们中最普通的一个。他没教过什么大道理，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他用一顿呵斥，教我懂规矩；用一个故事，让我爱上读书；用一句话，伴我走过半生风雨。

这就够了。

七、先生千古，教诲长存

有人说，师恩如山。以前不懂，如今懂了。

八十多岁的年纪，在农村算是喜丧，先生走得安详，没有遭罪，按理该欣慰。可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堵得慌。

我遗憾啊。遗憾近四十年，没回去看过他一眼；遗憾当年那个光脚的孩子，没跟他说过一声谢谢；遗憾我攒了半辈子的感念，终究是没机会说出口了。

子欲养而亲不待，学生欲谢而师不在。这世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此。

可转念又想，先生教了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有的当了官，有的做了生意，有的像我一样，普普通通过日子。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留下的印记。他教的道理，我们记着；他立的规矩，我们守着。

这样想来，先生就没有走。他的话，他的精神，还活在每个学生的心里。

一夜无眠，提笔写下这些文字。不为别的，只为纪念我的启蒙恩师胡先生，纪念那段在大官庄小学的童年时光，纪念那一代默默扎根乡村的教书先生。

云山苍苍，沂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胡先生，您一路走好。

当年那个被您赶出教室的光脚孩童，如今已年过半百，行得正，坐得端，没辜负您的教导。

学生，永远念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