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宇澄
在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支教的那些日子，我常常站在讲台上，望着窗外连绵的大山出神。山是真高，云在半山腰缠着，山顶的积雪即便是春天也不肯化尽。我问班上的孩子：“你们知道那山上发生过什么吗？”他们摇头。这些孩子每天对着山，山里的故事却被风吹散了。
东川是有故事的。这地方素有“天南铜都”的美誉。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川铜矿被列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建设项目，数万名建设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海拔3000多米的落雪山上扎下营盘。那时候条件差啊，工人们顶着高原反应竖起大井架，开展“万人探矿”，硬是在石头缝里，抠出了支撑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宝贵矿产。
可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知道短视频平台上的网红，知道县城哪家奶茶好喝，却不知道离他们不过几十里的山上，曾有过那样惊天动地的奋斗。这不是他们的错，是那些历史睡着了。乡村学校思政课的难处就在这里，教材上写的都是大事、要事，可跟孩子们眼前的生活隔着一层。讲改革开放，讲脱贫攻坚，孩子们也觉得那是在说别人家的事，跟父辈走过的泥巴路、山坡上的羊群没啥关系。
那堂课上，我试着把落雪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下课铃响了，眼保健操的音乐跟着响起来，按理说这时候孩子们该闭眼揉穴位了，可全班没一个人动。四五十双眼睛齐刷刷盯着我。我只好扯着嗓子，压过广播，把故事讲完。那一刻我觉得，这不就是唤醒吗——用真切的事实去撞开他们的心门。红色文化不是飘在天上的道理，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故事，有地名可查、有人名可问、有旧物可看。一旦把这些东西摆到孩子面前，他们就知道，原来历史就藏在自己每天路过的山坡上、田埂边。
光靠一两个支教老师零敲碎打地讲，终究不成气候。我们开始琢磨，怎么把这些沉睡的资源系统性地刨出来，让它们正儿八经地走进课堂。那阵子，我跑了好几趟档案馆，翻那些发脆的案卷；走访退休多年的老工人，听他们用浓重的方言讲当年的故事。我把这些记下来，整理成教案，再上课时就觉得底气足了——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名后面都站着真人真事。孩子们听着也觉得亲切，原来书上说的“艰苦创业”不是虚词，就是他们爷爷辈在山里流的汗、出的力。
同时，我们也在想办法把外面的红色资源引进来。西部孩子多数没出过远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地方只在课本插图上见过。我们搞了个“红铜新火”团课，用多媒体把大山外的画面投到屏幕上，孩子们第一次看见那么宏伟的场景，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最让我难忘的，不只是课堂上的热闹。我们班有两三个孩子，课余时间自己捧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起初我挺意外，后来他们越聚越多，晚自习结束后就挤到我值班的小屋里读。书不够，就用八开纸打印成大字版，几个人围着一份传看，纸边写满批注。有的书翻得散了架，我给北京的学校写信求援，募集了一批新书寄过来。包裹拆开那天，孩子们把书一本本码到架子上。此后每天下了晚自习，他们就自己来，有的直接坐在地上看，谁也不说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读。我站在门口看着，心里忽然很踏实——不是谁逼着他们学，是他们自己觉着那些道理跟自己有关，愿意花时间去啃、去想、去追问。
我也明白，这种深度浸润眼下还太依赖支教老师个人。一旦我们走了，读书会还能不能继续？团课还能不能按时办下去？所以必须在机制上下功夫。我们跟当地团组织合作，把“红铜新火”做成品牌课，定好每期的主题和主讲人，让校地共建的资源有固定渠道往下走；读书会也建了届次交接的规矩，高年级带低年级，骨干分子一届一届传下去。这样就算人换了，事不黄。
让思政课在西部大地上活起来，关键在“唤醒”二字。那些红色资源就像深埋地下的矿藏，不会自己开口说话，俯下身去挖掘，沉下心来擦拭，用孩子能懂的语言讲出来。这活儿急不得，得像春雨润田，一点一滴地渗，终归会有丰硕的收获。
(作者系中国青年志愿者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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