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天午后，周老师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刚坐下，还没说几句话，我就打断了她：“这个问题我知道了，你们自己去处理就行。”周老师愣了一下，低声说了句“好吧”，转身走了。
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当了20多年校长，我习惯了给指令，习惯了给方案。教师来找我，不就是来要答案的吗？
半个月后，我在教研活动上看到她，整整一个小时，她没有说一句话。旁边的教师讨论得热火朝天，她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那天回去后，我问了其他老师才明白——她那天根本不是来反映情况的，她是来诉苦的。她带的班级最近出了点状况，学生闹矛盾、家长有意见，她一个人扛了好几天，实在撑不住了，想来校长室说说话。可我没让她把话说完。
这些年，我给教师们讲过不少心理健康课，教他们要“共情”“倾听”。可轮到自己，头都没抬，话都没听完，就给出了“指令”。作为校长，工作太忙了，事务太多了，忘了最基本的——先听，再说。
后来我一直在想，她可能只需要我说一句“你慢慢说”“我在听”。她不是不会处理班级矛盾，她只是需要一个人听她说说，然后自己厘清思路。答案本来就在她心里。
这件事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任何人来找我，头三分钟，我只听，不插嘴。我把它叫作“三分钟倾听法”——不打断、不评判、不给答案。让对方把话说完，答案往往自己就出来了。
我办公桌上贴了一张纸条：“倾听是最好的回答。”
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周老师又来找我。这一次，我没有打断她。她说了十几分钟，从班里的情况说到自己的委屈，从刚当老师的理想说到现在的困惑。我没给建议，没说“你该怎么做”，只是点头，偶尔说一句：“然后呢？”说完之后，她自己理出了思路，跟我说“校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后来她再来，有时不是来谈工作的。聊家里的困难，聊孩子的教育，聊她对学校的建议。办公室里开始有了笑声。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校长每天被各种事务裹挟，时间永远不够用，所以总想“快”——快判断、快决策、快给答案。快，表面看似效率，实际上是敷衍。后来，我们把“倾听”纳入了学校管理的常态化机制——教师有倾诉渠道，校长有反思习惯。学校尝试把会议时间压缩，把“倾听”融入管理各环节，尝试让管理更有温度。
教师的心理健康同样需要被看见。每一次耐心的倾听，都是对教师心理的无声支持。校长不一定总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让教师知道：这间办公室里，有一个人愿意认真听他说。
（作者系云南省祥云县褚家小学校长）
《中国教育报》2026年09月11日 第06版
作者：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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