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刑讯逼供的“双保险”：律师在场权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一、问题的症结：讯问室是“最黑的地方”

刑事诉讼中，最隐蔽、最危险的一环，就是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看守所，与外界隔绝，面对掌握强制权的侦查人员，处于绝对的信息和力量弱势。刑讯逼供、疲劳审讯、威胁引诱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就在于讯问过程不透明——门一关，里面发生什么，只有讯问者和被讯问者知道。事后即使翻供、喊冤，也是“一对一”的证据格局：被告人说是打的，侦查人员说没打，法庭往往采信后者。

因此，预防刑讯逼供的所有制度设计，归根到底只做一件事：把讯问室的门打开，让第三方看得见、听得到、拿得走证据。 而打开这扇门有两把钥匙：一是律师在场权，二是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二、第一把钥匙：律师在场权

律师在场权是国际通行的基本程序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b）项和（d）项规定，受刑事指控的人“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与自行择定的律师联络”，并有权“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进一步明确：“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些国际法文件为讯问阶段的律师介入提供了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并未明确使用“在场” 的表述——律师介入的程度，各国立法并不相同。

律师在场的震慑作用是直接的、即时的。侦查人员每问一个问题、每出一句话术，都要面对专业人士的审视。诱供的暗示、指供的引导、威胁的措辞，在律师面前会立刻被识别、被指出、被记录。更关键的是，律师在场把“事后救济”变成了“事中预防”——口供还没有形成，非法手段还没有奏效，损害就已经被阻止了。这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成了完美互补：排除规则是“亡羊补牢”，律师在场是“未雨绸缪”。

域外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第58条规定了被逮捕和拘留者的律师会见权。此后，内务大臣根据该法第60条制定了讯问录音录像的《执行守则E》 （录音）和《执行守则F》 （录像），同时，《执行守则C》 明确规定被拘留者有权在任何时候咨询律师，并有权在讯问期间让律师在场，讯问的规范化程度显著提高。但需要说明的是，英国的讯问录音义务是普遍性的——无论被讯问人是否有法律代表，讯问都必须录音。美国Miranda规则虽然以“警告+弃权”为核心，但律师一旦介入，被告人在讯问中翻供、拒答的比例明显上升，侦查人员不得不转向客观证据。

我国2018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会见通信权——“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161条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但上述规定并未赋予律师讯问在场的权利。“听取意见”针对的是侦查终结前的阶段，律师面对的是一份已经形成的书面笔录，木已成舟，这与讯问过程中的实时在场监督有本质区别。

三、第二把钥匙：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如果律师在场权短期内无法入法——考虑到侦查机关的抵触、立法博弈的复杂性，这确实可能是现实——那么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就是退而求其次但同样有效的替代方案。其逻辑是：既然不能让律师的眼睛进去，就让摄像机的眼睛进去。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3条（2012年修正时为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8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关键在于四个字：“全程”“同步”。“全程”意味着从嫌疑人进入讯问室的第一秒到最后签字确认的最后一秒，无间断、无剪辑、无转场，包括每一次上厕所、每一次吃饭、每一次“休息”。“同步”意味着录音录像与讯问同步生成，事后无法补录、无法拼接、无法选择性录制。2014年公安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明确要求“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并规定录像资料由办案人员以外的人员保管，为录音录像的完整保存提供了操作层面的规范依据。

在制度完善方向上，应当在证据法上配置一个更为刚性的后果：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的讯问笔录，一律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不是“应当排除”的弹性表述，而是“当然排除”的绝对规则。之所以如此主张，恰恰是因为现行规则存在松动空间。2013年“应当排除”的刚性立场，在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二十六条中被附加了“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条件；2024年9月3日，“两高三部”联合印发《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法发〔2024〕12号），第二十七条延续了这一模式，将表述微调为“综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同时，2017年试行规程被废止）。从刚性排除到附加“不能排除”的条件，排除规则的松动轨迹清晰可见。实践中“不能排除”的认定标准模糊，录像缺失仍留有通融的缝隙，刑讯逼供就有生存的空间。只有把例外压缩到极限，侦查机关才没有“侥幸”可言，录像的完整保存才会变成比破案率更硬的刚性考核。

同时必须解决录像的使用问题。目前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往往秘而不宣，辩护方反复申请调取，办案机关以“工作秘密”“内部资料”为由拒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4条规定：“对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辩护律师申请查阅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这一规定有两个重要限定：其一，只有“作为证据材料移送的” 录音录像，辩护律师才能申请查阅；其二，权利内容仅为“查阅” ，不等于复制。实践中大量讯问录像并未作为证据材料移送，辩护律师的查阅权因此受到严重限制。录像不能只是侦查机关的“护身符”，必须同时成为辩方的“照妖镜”。制度设计的理想方向应当是：录像随案移送，辩护人有权查阅、复制，并且在法庭上对录像的真实性、完整性、连续性进行质证。

四、日本经验：没有律师在场权，靠什么管住讯问

日本是一个值得仔细研究的样本。日本刑事诉讼中没有英美法意义上的律师讯问在场权，其侦查讯问长期以来以“密室性”著称，日本学者自己称之为“密室侦查”，历史上也不乏因强制自白而引发的著名争议案件。但日本在录音录像制度上的补课，幅度大、执行力强，效果显著。

2016年，日本通过《刑事诉讼法等部分改正的法律》，新增刑事诉讼法第301条之2（可视化制度的核心条文）。经过准备期后，2019年6月1日起全面施行。适用范围包括两类案件：一是裁判员（陪审员）审判的对象案件，二是检察官单独侦查的案件。对上述范围内被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原则上必须同时进行录音和录像。录音录像资料随案移送法院，审判中可作为证据接受调查。

这一制度的配套极为严密。讯问前必须告知录音录像；录像须记录讯问的全过程与间隔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1条之2第1项规定：被告人或辩护人对供述笔录的任意性提出异议时，检察官必须为证明供述的任意性而请求调查录音录像记录；检察官违反此义务不提出请求的，法院应当以决定驳回该书面材料的证据调查请求。存在因录音录像例外事由或其他“不得已的事由”导致记录介质不存在的，不适用上述义务。但即便存在这一例外，其刚性程度仍远超“法院可予以排除”的柔性表述——在无正当理由缺失录像的情况下，“却下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必须驳回）的条文表述，意味着法院没有裁量余地——这恰恰是日本可视化制度最具威慑力的制度设计。裁判员审判中，录像本身可以作为“供述证据”的一部分当庭播放，接受国民裁判员的检视。

需要诚实指出，日本的制度并非没有争议：它只覆盖裁判员审判案件和检察官单独侦查案件，日本律师联合会和学界一直批评其“半吊子”，要求扩大至所有刑事案件。学界与实务界也指出，讯问室外的“走廊式引导”等问题依然存在。但即便如此，在适用范围内，其效果是明显的——重大案件的侦查讯问规范化程度大幅提升，重大刑讯丑闻大幅减少，供述证据的可信性获得了客观载体的支撑。这说明一个朴素道理：技术手段的监督，只要足够刚性、足够完整，其威慑力不亚于人在场。 摄像机的“眼睛”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会永远保存。

五、制度设计的完整闭环

结合我国实践，要把录音录像方案做实，至少需要五个环环相扣的规定：

第一，范围全覆盖。 不能只有可能判处无期、死刑的案件才录像。选择性范围本身就是漏洞——侦查人员可以先在不录像的阶段“做工作”，再移送到“应录像”的案件框架内完成笔录。只要存在“可以不录”的案件类型，规避就永远有空间。2016年“两高三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已提出“逐步实行对所有案件的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所有讯问一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应当成为不可通融的底线。

第二，保存无死角。 录像资料由独立于侦查机关的中立部门保管，实行“双备份+留档期限”制度，任何人不得删除、剪辑、覆盖。2014年公安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已确立了“办案人员以外的人员保管”的基本原则，但实践中仍存在保管责任不清晰的问题。保存责任应进一步落实到人，灭失即推定存在非法取证，由控方承担排除例外的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倒置，才能让保管者不敢大意。

第三，辩方有权查阅。 这是最要害的一环。录像不能成为控方的“单方财产”。辩护人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全部讯问录音录像，并且可以就其中的程序瑕疵当庭质证。唯有辩方真正看到了录像，监督才闭环。

第四，法律后果刚性化。 无录像的供述一律排除；录像不完整、不连续、有剪接痕迹的，该次讯问的供述推定排除，控方须以其他证据证明取证合法方能挽救。日本“有异议必调查、无记录不采信”的经验值得借鉴——现行有效的2024年“两高三部”《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第二十七条所附加的“综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这一弹性条件（其前身是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规程（试行）》第二十六条），恰恰是需要被修改的对象。把“例外”压缩到极限，规则才有牙齿。值得补充的是，2024年规程第二十七条从试行规程第二十六条的五项压缩为四项，删去了试行规程中关于驻所检察人员未核查或未同步录音录像情形下的独立排除情形——这一删除动向，本身也值得警惕。

第五，与驻所检察、律师会见衔接。 录像制度不是孤立的，应与看守所讯问场所全程监控、入所体检、律师会见时了解讯问情况的机制相衔接，形成多重印证。2016年“两高三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已明确规定：“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的重大案件，由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询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这一制度与讯问录音录像相结合，身体伤痕与录像中断的时间点一旦对应，指控就无可抵赖。

六、结语：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

刑讯逼供的治理，世界各国走出的是不同路径：有的靠律师在场，有的靠录音录像，有的靠司法审查的严格性。路径可以不同，方向只有一个——讯问透明化。律师在场权是理想的方案，它把“人的监督”直接嵌入讯问现场；在立法条件尚不具备的当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无录像即排除”+“辩方可查阅”的刚性组合，是能够立即着手、成本可控、见效可期的务实方案。日本没有英美法意义上的律师在场权，但依靠严密的录音录像制度，同样把讯问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技术从不中立，关键看制度赋予它什么使命。当我们要求摄像机对准讯问室的每一个角落、要求每一秒画面都可供辩方检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重申一个古老的法治信条：阳光之下，没有刑讯；镜头之前，供述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