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在青海当兵被称为“牦牛”，却因百灵鸟般的歌声选入文工团

1993年，青海扎麻隆训练基地，我第一次穿上军装，站在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的新兵中间。那天风很硬，营房外几乎看不到人家，只有荒坡、尘土和远处发白的山。班长点名时，我没有像别人一样喊“到”，只是拎着行李，默默站到了队伍后面。

班长抬头看了我一眼，问：“你不会说话？”

我急得脸发热，半天才挤出一句：“我是藏族。”

他愣了一下，随即拍了拍脑袋，说自己疏忽了。随后，他打量着我不高的个头、黝黑的皮肤和结实的身板，笑着说：“看你这模样，倒像头牦牛。”

这句话本来是打趣，却很快成了我的绰号。

我出生在青海南部草原，家里人平时主要讲藏语。上学以后才逐渐接触汉语，到了部队，日常交流仍不算流利。有些命令听得懂，反应却总要慢半拍。班长喊“向左转”，我可能转向后面；听见“正步走”，脚下却迈成了齐步。

这种差错，在新兵训练中格外显眼。

新兵连的训练并不因为谁来自高原就放松。队列、体能、纪律，每一样都要按统一标准来。为了跟上进度，我把班长讲过的动作要领反复记，课上盯着他的手脚，课后一个人悄悄练。可越是紧张，越容易出错，常常刚纠正完，转身又忘了。

班长没有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笨”。他找我谈了几次，认为我的毛病主要是注意力容易分散，听口令时没有把精神集中到一个点上。话说得很直，却没有挖苦。这个判断，让我知道自己该从哪里下功夫。

吃饭这件小事，也让班长重新认识了我。

新兵连第一次开饭，桌上是一大盆面条，战友们端着碗吃得很快。我勉强坐了一会儿，实在咽不下去，便跑回营房，从行李中翻出家里带来的青稞粑，捏成团后大口吃起来。

大家都停了筷子。

班长问：“这是什么？”

我告诉他是青稞粑。他听完没有责怪，只说：“是我没想到，生活习惯不能一刀切。”

后来，连队吃羊肉时，炊事班会照顾我的口味，给我留一些按照家乡习惯处理的肉。那种肉在藏族饮食中叫“肋巴”，我喜欢蘸盐大口啃，战友们看得发笑，我也跟着笑。语言上的生疏，便在这些饭桌上的小事里慢慢化开了。

真正让人难受的，是第一次队列会操。

全班十四个人，只能上十二个人。班务会上，有战友担心我动作不稳，提出不要让我参加。我听见这话，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借口去厕所躲开了。那几分钟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来部队是为了成为一名合格战士，难道连一次会操都没有资格参加？

我回去找到班长，直接说：“我想上会操。”

班长看着我说：“谁说不让你上？还有几天，跟着我练。”

从那以后，课余时间几乎都被队列动作占满。班长给我单独喊口令，战友们也帮着纠正步幅和摆臂。会操当天，我还是出现了失误，连队名次受到影响。那一刻，我不敢抬头，也不敢和别人说话。

遗憾的是，班长并没有当众训斥我。第二天，训练照常开始，他仍旧站在队伍前面，一遍遍纠正所有人的动作。对我而言，这种不特殊对待，反倒是一种压力：既然穿着同样的军装，就必须用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

转机出现在一次课间休息。

部队训练紧，文化活动却没有完全停下。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人提议让我唱歌。起初，战友们或许只是想听听这个话不太利索的藏族新兵能唱成什么样。我没有推辞，开口唱了一首藏族歌曲。

营房里一下安静下来。

我的声音并不适合喊口令，却适合唱歌。那首歌唱完，没人马上接话，随后掌声才响起来。有人喊再来一首，我又唱了一首。班长这才知道，我入伍前曾在民族艺术学校学习过，歌唱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从小练出来的本事。

从那以后，我成了连队文娱活动中的固定演员。训练场上，我仍然要练队列、练体能；到了晚间活动，便换一种方式为大家唱歌。战友们开始主动纠正我的汉语，我也教他们一些藏语词汇。那个曾经被叫作“牦牛”的新兵，渐渐有了另一个身份——连队的文艺骨干。

新兵下连时，机动支队看中了我在高原长大、身体耐力较好的特点，总队文工团则更看重我的歌唱基础。两个方向摆在面前，一个偏向军事训练，一个偏向专业表演。

那时的我很清楚，自己可以继续在训练场上磨炼，也可能在舞台上找到更适合的位置。经过考虑，我被调入总队文工团。离开新兵连那天，班长没有再提会操失误，只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到了新地方，别忘了把歌唱好。”

我背着行李走出营房，汉语依旧带着口音，绰号也还留在战友嘴里。只是从那以后，“牦牛”不再只是对外表和性格的形容，也成了那段高原军营生活留下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