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四川一男子对情人痛下杀手，庭审现场提出失忆抗辩

2009年3月，四川成都发生一桩极具争议的凶杀案，时年21岁的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大二学生张浩，在自己的出租屋内将26岁的女子朱兰杀害，用哑铃重击其头部，又在背部刺下十余刀，随后残忍分尸并抛尸郊外。

案件告破后，张浩对分尸抛尸的事实供认不讳，却始终称自己对杀人过程毫无记忆，辩护律师更提出张浩患有罕见的“病理性半醒状态”，作案时处于意识模糊的发病期，不应承担完全刑事责任。

这一辩护观点让原本证据确凿的凶案波澜再起，案件历经一审、二审，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

2009年3月下旬，成都三圣乡与双流郊外先后发现被分装在行李箱中的人体尸块，警方很快通过DNA比对确认死者身份为26岁的绵阳女子朱兰，通过排查死者生前的社交记录与行动轨迹，警方发现朱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成都九眼桥附近的酒吧，同行的正是比她小六岁的张浩，两人在凌晨两点左右一同离开酒吧，返回了张浩位于一环路的出租屋。

警方随即前往张浩的出租屋展开搜查，在卫生间的地板缝隙、墙面边角处提取到了死者的残留血迹，屋内还找到了两件关键凶器——一把日常使用的水果刀与一只健身哑铃，两件物品上均残留着死者的生物痕迹与张浩的指纹。

证据链条完整清晰，警方很快锁定张浩为重大嫌疑人，并在案发两天后将其抓获。

最初的审讯进展十分顺利，张浩很快承认了自己的涉案行为，他交代自己与朱兰属于情人关系，当晚两人喝酒后回到出租屋，朱兰再次要求他和现任女友分手，双方爆发激烈争执，朱兰拿出随身携带的刀具以自杀相威胁，他在争抢中夺过刀具刺向对方，又顺手拿起手边的哑铃猛砸对方头部，致其当场死亡。

事后，他害怕事情败露，便外出购买了两个大号行李箱，在卫生间内肢解尸体，随后驾驶朱兰的红色轿车前往郊外抛尸，事发第二天还联系了自己的现任女友雍某，让对方帮忙清理出租屋内的血迹痕迹。

这份口供与现场物证基本吻合，按照正常办案流程，案件很快就会移交审查起诉，可就在张浩的家属赶到成都、委托辩护律师介入之后，案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转。

张浩的父母接到警方通知时极为震惊，在他们的认知里，儿子从小性格温顺，在文艺方面天赋出众，上学期间就经常参加宜宾当地的各类文艺演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音乐才子，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后也一直表现良好，生活里的张浩心肠偏软，还经常收养流浪的猫狗，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做出残忍杀人分尸行为的人。

由于侦查阶段家属无法会见当事人，张浩父母只能在焦急中等待，直到他们收到儿子从看守所寄来的亲笔信，心中的疑虑变得更加强烈。

张浩在信中表示，自己对杀人这件事充满困惑，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有过杀人的举动，也想不通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坚称自己不可能主动杀人，希望父母相信他。

这样的表述在外人看来，更像是凶手为脱罪编造的拙劣谎言，但接手案件的律师罗和辉在多次会见张浩、仔细比对卷宗材料后，却发现了案件中多处无法解释的疑点。

张浩告诉律师，自己确实完整记得当晚和朱兰喝酒、返回出租屋、发生关系的全部过程，但在此之后他的记忆就出现了一片彻底的空白。

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自己正坐在卫生间冰冷的地面上，身边是朱兰的尸体，他当时极度恐慌，第一反应是通过QQ联系了多名同学，告诉他们自己屋里出了人命，人大概率是自己杀的，但他完全没有作案的记忆。

最初面对警方审讯时，张浩认为人死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自己肯定脱不了干系，便根据现场的情况编造了一套杀人过程，索性全部认下。

可随着情绪慢慢平复，他越来越确定自己根本没有杀人的动机，也没有对应的记忆，这才选择在信中告诉父母实情，希望能查清真相。

除此之外，张浩还向律师讲述了几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诡异往事，在此之前他曾在出租屋内收养过几只流浪猫狗，有好几次他早上醒来，都发现收养的猫狗惨死在屋内，有的被摔死，有的被刀肢解，可门窗全部反锁，没有任何外人闯入的痕迹，他的手上和鞋子上却沾着未干的血迹。

他当时就怀疑自己有梦游的毛病，会在睡梦中做出无意识的举动，只是从来没有往伤人的方向去想。

朱兰的死状和宠物惨死的情形高度相似，这让张浩更加坚信，自己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做出的暴行，可他的说法并没有立刻得到认可，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更像是凶手为了逃避惩罚精心编造的借口。

罗和辉律师并没有轻易下结论，他仔细比对了法医鉴定报告与张浩最初的口供，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多处无法吻合的核心矛盾。

根据法医尸检报告，朱兰身上的十余处刀伤全部集中在背部，且都属于浅表性伤痕，并不足以致命，真正的死因是哑铃反复击打头部造成的重型颅脑损伤，而张浩最初的口供里，声称自己是正面与朱兰争执、抢刀后正面捅刺，这与背部刀伤的结论完全相悖。

更关键的是，张浩声称凶案全程发生在卫生间，而案发出租屋的卫生间空间十分狭小，长宽不足两米，内部还有马桶、洗手池等设施，如果两人真的发生过激烈搏斗，双方身上必然会留下磕碰、擦伤的痕迹，但尸检显示朱兰身上除了刀伤与钝器伤，没有其他搏斗造成的磕碰伤，张浩身上也没有任何打斗痕迹，完全不符合激烈争执的常理。

种种疑点让罗和辉意识到，张浩的失忆或许并非狡辩，他查阅了大量精神医学专业资料，最终在文献中找到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精神障碍——病理性半醒状态。

这种病症属于意识障碍的一种，多发生在睡眠向觉醒过渡的阶段，患者的运动功能先于意识苏醒，会出现无意识的冲动行为，伴随错觉、幻觉与强烈的恐惧情绪，暴力行为往往具有突发性、无动机性，行为结束后患者通常无法回忆起完整的过程。

这种病症全球确诊病例不足百例，国内确诊数量更是仅有数十例，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化检测手段，很难通过常规的精神鉴定确诊。

罗和辉认为张浩的种种表现完全符合病理性半醒状态的特征，为了佐证这一点，他还调取了张浩案发前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

案发前的2008年，张浩曾参加一场摩托车比赛，比赛中发生严重事故，造成两名摩友死亡、一人重伤，张浩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长期陷入自责与焦虑当中。

从那之后，他就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障碍，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长期依靠助眠药物才能勉强入睡，长期的睡眠不足与持续的精神压力，正是病理性半醒状态的重要诱发因素。

基于这些发现，辩护方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为张浩做针对性的精神司法鉴定，确认其作案时的刑事责任能力。

2009年9月30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采信了成都安康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果，认定张浩无精神疾病，作案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法院审理认为，张浩因感情纠纷故意杀害他人，事后分尸抛尸，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事后开走死者车辆的行为另构成盗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

此外，张浩的现任女友雍某因明知对方杀人仍帮忙清理现场、毁灭证据，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一审判决后，张浩不服判决结果，随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0年12月，二审庭审中，辩护方再次强调张浩患有病理性半醒状态的高度可能性，认为一审的常规精神鉴定并未覆盖这种罕见病症，申请法院委托更专业的机构重新进行司法鉴定。

公诉机关对此提出反驳，认为短暂失忆不能等同于精神疾病，更不能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张浩作案后主动联系同学、外出购买行李箱、规划路线抛尸、找人清理现场，一系列行为逻辑清晰、规划明确，说明其对自己的行为有完整的认知与控制能力，不存在意识障碍，一审的司法鉴定程序合规、结论权威，应当予以采信。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与合议庭评议，最终驳回了张浩的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死刑复核裁定，核准了张浩的死刑判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指令，对张浩验明正身后押赴刑场，执行了死刑。

最高法在复核意见中指出，张浩所谓的“病理性半醒状态”缺乏明确的医学确诊依据，其行为的根本诱因并非精神疾病，而是对感情关系的处理极度轻率。

他在已有女友的情况下仍与他人保持不正当关系，面对纠纷选择以极端暴力的方式解决，这才是案件发生的核心原因，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这桩案件尘埃落定后，始终伴随着不小的舆论争议，有人认为张浩的失忆与过往的宠物死亡事件能够相互印证，病理性半醒状态的可能性无法完全排除，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判处死刑，在司法严谨性上值得商榷。

也有人认为，张浩在作案后有清晰的毁证、抛尸、串供行为，说明其意识完全清醒，所谓的失忆只是逃避惩罚的借口，死刑判决罚当其罪，符合大众对公平正义的预期。

但无论舆论如何争论，法律层面的结论已经尘埃落定，这桩案件也成为国内刑事司法中，关于罕见精神障碍认定、环境证据与主观意识判定的典型案例，提醒着司法实践中，关于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始终需要在医学严谨性与司法公正性之间寻找精准的平衡。

而对于两个家庭而言，这场悲剧没有任何赢家，一条年轻的生命无辜逝去，另一条本有光明前途的年轻生命也为此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留给双方家人的只有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与漫长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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