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春，上海一处私人宅院里，顾竹轩把15岁的儿子顾乃锦交给侄儿顾叔平。这个孩子没有被送进洋学堂，也没有留在父亲身边学做生意，而是要跟着叔父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
顾竹轩只说了一句：“跟着你叔叔走，路上听话。”话不多，却改变了顾乃锦的一生，也让这位旧上海帮会人物在1949年以后，走出了与黄金荣、杜月笙完全不同的道路。
顾竹轩本名顾竹轩，因排行第四，早年常被称作“顾四”。他出生于苏北盐城一带，顾家原本并不富裕，后来因灾荒和生计所迫，母亲带着孩子乘小船前往上海谋生。
初到上海时，他没有靠山，更谈不上体面。凭着一身力气，顾竹轩拉过黄包车，也给德国商人拉过私人车。待人机灵、办事稳妥后，他逐渐得到信任，开始替人打理出租车业务。
这段经历很关键。它让顾竹轩接触到租界社会的运行方式，也熟悉了车行、码头和巡捕之间的关系。后来，他还做过公共租界巡捕，见识比一般车夫更广，手里的门路也慢慢多了起来。
1916年前后，顾竹轩拜入青帮刘登阶门下。凭借经营车业积累的资金，再加上性格爽快、善于结交，他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势力。门徒增多后，车行之外，他又涉足戏院、运输等行业，成为上海滩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不过，江湖上的名声并不等于真正的安全。为了在复杂环境中站稳脚跟，顾竹轩既要同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维持关系，也要与官绅往来。他曾借祝寿等机会经营人情，还把与蒋介石的合影挂在室内，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背景。
这些做法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却不能概括顾竹轩的一生。小时候吃过苦，他发迹以后，始终没有忘记苏北乡亲。1929年冬，他回乡安葬母亲，得知当地因旱灾歉收，便拿出银元赈济灾民，按照年龄和劳动力状况分发，直到钱物发完。
1931年运河决堤，灾民四处逃难，他又筹集粮食、衣被和药品。抗战爆发后，上海局势更加混乱，他把旗下的天蟾舞台停下来，接纳逃入租界的同乡。有人要回苏北，他还设法联系轮船，分批将难民送往口岸。
前后约两个月，顾竹轩收容、转运的乡亲达到上万人。这样的举动不只是花钱，更需要承担治安、交通和各方交涉的风险。也正是在这些事情中，他积累了苏北同乡对他的信任。
顾竹轩与革命力量的联系，最初来自侄儿顾叔平。顾叔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早年参加革命，曾多次借用叔父的声望和关系完成任务。1943年春，他奉命护送盐阜区委组织部长喻屏及其妻子李枫经上海前往延安。
顾叔平没有隐瞒二人的身份。顾竹轩听完后，先把他们安置在寺庙中，又设法办理前往太原的通行手续。那是敌伪和各种势力盘查严密的时候，一旦事情败露，提供帮助的人很难全身而退。
类似的风险并未让他停止援助。1945年3月，中共射阳县委书记的妻子林立患病，需要手术。顾叔平借助叔父的关系，将她送进红十字会医院治疗。手术成功后，林立还曾在顾竹轩家中休养，直到身体恢复。
也就是这次送别前后，顾竹轩作出了那个影响深远的决定。他把小儿子顾乃锦交给顾叔平，送去参加新四军。一个在上海拥有产业和门徒的父亲，却把15岁的孩子送到战火与艰苦环境中，这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的家庭安排。
顾乃锦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在上海黄埔区文化部门工作，曾任文化局副局长。对顾竹轩而言，儿子的选择也意味着家庭与革命事业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旧社会各类人物面临不同处境。黄金荣留在上海，接受人民政府管制；杜月笙则在上海解放前夕前往香港；张啸林早在抗战期间被刺杀。顾竹轩同样选择留下，但他的处境并未因此陷入被动。
1949年8月，上海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出席。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期间还曾看望他，并表示共产党不会忘记曾经帮助过革命的人。
这句话背后，既有对抗战时期救助难民的认可，也有对他掩护人员、提供交通便利以及送子参军等行为的综合评价。顾竹轩过去确实带有旧上海帮会人物的复杂色彩，但在关键关头，他没有把全部筹码押在旧政权身上。
有人说这是远见，有人认为是形势判断。动机或许难以完全还原，事实却摆在那里：顾竹轩留在上海，接受新的社会秩序，儿子参加革命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他本人也得以安度晚年。历史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就藏在这些关键选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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