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百姓愿意生孩子？古代中国女人生娃，朝廷不仅发钱发米还免税

公元77年，东汉章帝元和二年，洛阳宫中颁下一道诏令：凡是怀孕的妇女，官府赐给“胎养谷”三斛；孕妇的丈夫免除一年徭役，并且不再缴纳当年的人头税。

这不是对个别功臣的赏赐，而是一项面向普通百姓的生育政策。朝廷很清楚，生孩子并不只是家里的私事。人口少了，税源会减少，兵源会减少，耕地也可能无人耕种。对于刚经历战乱、灾荒的王朝而言，人口就是国力的底子。

有意思的是，古人并没有只靠“多生孩子光荣”来劝说百姓。诏书、钱粮、免税，甚至官员考核，都被纳入了这套制度。生育家庭能不能撑过去，往往比几句训诫更实在。

东汉的“胎养谷”，就是专门给孕妇及其家庭的粮食补助。三斛究竟能吃多久，要看粮价和家庭人口，但对缺粮之家来说，这笔救济足以缓解临产前后的压力。丈夫同时免役免税，意味着家中少一份劳作损失，也少一项必须承担的负担。

这项安排背后的考虑很直接：孕妇需要照料，丈夫若被征去服役，家里很可能无人耕田、挑水、烧饭。让丈夫暂时留在家中，既是照顾孕妇，也是保护新生儿。朝廷算的是人口账，百姓面对的却是一顿顿具体的饭。

生育奖励并非汉代才有。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了恢复越国人口，曾规定生男孩赏酒和狗，生女孩赏酒和猪；一家生育两个孩子，官府给予粮食，生育三个孩子，则安排乳母照料。

这类政策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越国当时急于复国图强，人口不足便无法生产、征兵和守城。因此，鼓励生育并非单纯的家庭伦理问题，而是与战争、土地和国家存亡紧密相连。

战乱之后，人口锐减，生育政策往往会变得更加急迫。三国时期，长期战争和灾荒造成大量百姓死亡、逃亡，曹魏控制地区的人口远不及东汉盛时。王朗曾提出，孕妇应得到保障，孩子出生后也要设法抚养，不能让百姓因贫困而放弃子女。

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如果怀孕本身就意味着更大的饥饿和负担，百姓自然会犹豫；如果孩子出生后无人救济，弃养便可能发生。于是，一些地方官员不仅下令禁止遗弃婴儿，还拿出官府钱粮，甚至动用自己的俸禄帮助孕产家庭。

南宋绍兴年间，朝廷又重新推行类似“胎养令”的办法。绍兴八年，即1138年，诏令规定，贫困家庭生子后无力抚养，可以领取钱财；孕妇的丈夫还可免除一年杂役。绍兴十一年，即1141年，政策进一步细化，孕妇怀孕五个月后便登记，孩子出生后，贫困家庭可以领取义仓米。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还把人口增长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官员任期届满时，辖区人口增加还是减少，会影响升降奖惩。万户以上的地区，如果一年出生人口达到规定数量，地方官甚至可能因此得到升迁。

这就使生育从家庭选择，变成了地方行政的一项任务。官员为了完成考核，必须掌握户籍、救济和粮仓情况。政策能否落地，不只看皇帝下了什么诏书，也看县衙有没有钱粮，乡里有没有人真正执行。

古代对孕妇的保护，还体现在刑罚上。明代《大明律》规定，犯罪妇女怀孕时，不能立即拷讯或执行死刑，要等生产后一百日。即便被判死罪，也必须由稳婆入禁看护，待期限满后才能行刑。未产而执行，相关官吏还要受杖刑。

这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权利平等，却说明法律承认孕妇和胎儿处于特殊状态。刑罚不能因为怀孕而随意提前，至少在制度层面，为生育留下了缓冲空间。

对生活陷入绝境的妇女，国家也曾设置过救济边界。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诏令规定，百姓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者，免除奴婢身份，恢复平民身份。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即31年，又规定因饥饿或被掳而卖身者，可以自行决定去留，强行扣留不放的人，要按拐卖人口论处。

不过，制度存在不等于现实处处公平。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男尊女卑，贫苦妇女仍可能遭遇婚姻束缚、家庭暴力和经济压迫。所谓保护，往往服从于稳定户籍、增加人口和维持秩序的需要。

这种矛盾在寡妇身上也很明显。《诗经》中有“遗秉”“滞穗”的记载，意思是收割后不能把田里的遗穗捡得干干净净，要留给寡妇拾取。西晋按户征税时，以女子为户主的家庭，绢帛和绵的缴纳数量也低于男子户主之家。

灾荒时期，救济还会顾及妇女名誉。清代一些救荒办法规定，少妇和处女第一次到粥厂领粥后，可以先领取半个月的粮食，吃完后再来。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年轻女子天天挤在灾民中间的机会，避免受辱，也避免流言伤及本人和家庭。

这些措施不能证明古代女子已经获得平等地位。它们更多是国家人口政策、灾荒救济和社会秩序交织后的产物。只是，在“生孩子”这件事上，古代官府确实明白一个朴素道理：只让百姓承担生育成本，却不给粮食、钱财和时间上的支持，人口不会凭空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