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这3位有才无德的能人，他们的才华确实令人望尘莫及，但是做人的品行真是不值一提

唐高宗上元二年，洛阳城东的贡院门前，一名二十岁的青年整了整衣冠，踏进了进士科的考场。

试卷上的题目并不陌生，他提笔即书，文不加点。

放榜之日，他的名字列在及第者的行列之中。

这个青年叫宋之问。

他大概想不到，自己日后会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被后人记住——一边是“沈宋”并称的律诗奠基人，一边是“才胜德谓之小人”的典型注脚。

差不多五百年后，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写下一段话：“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

这段话像一把尺子，量出了历史上许多人的高度，也量出了他们的阴影。

宋之问出身并不显赫，但他有一个了不得的父亲。

宋令文在高宗朝官至东台详正学士，此人文辞富赡，工于书法，且膂力过人，曾有徒手拔取牛角、折颈杀牛之举，世人称其“三绝”。

宋令文有三子，长子宋之问工文辞，次子宋之悌以骁勇闻名，三子宋之逊精于草隶，各得父之一绝。

宋之问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文才，还生得“伟仪貌，雄于辩”——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口才出众。

上元二年进士及第后不久，武则天召宋之问与杨炯分直习艺馆。

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耀。

此后他累转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出入宫禁，以文学言语被天子顾问。

真正让他名动天下的，是发生在洛阳龙门的一次赛诗会。

那大概是武则天晚年的事。

女皇驾幸洛阳龙门，诏令从臣赋诗，先成者赐锦袍。

左史东方虬诗先成，武则天以锦袍赐之。

东方虬拜谢赐坐，坐席尚未安稳，宋之问的诗也写成了。

武则天览后大加嗟赏，认为宋之问的诗文理兼美、远胜东方虬，竟然令人从东方虬手中夺回锦袍，转赐宋之问。

左右莫不称善。

“夺锦袍”的故事迅速传开，后人以“夺锦才”喻指才识超群之士。

宋之问与沈佺期并称“沈宋”，《新唐书》说他们“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

学者宗之”。

元稹称其“研练精切，稳顺声势”，明代胡应麟更誉之为“初唐之冠”。

宋之问在诗歌史上的坐标，是五言、七言律诗定型的完成者——这个贡献，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的人品，都无法抹去。

然而，才华的光芒越耀眼，他身后那个巨大的阴影就越深。

武则天晚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烝昵宠甚。

宋之问与阎朝隐、沈佺期、刘允济等人“倾心媚附”。

据《新唐书》记载，张易之所赋诸篇，尽为宋之问、阎朝隐代笔，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奉溺器”——提夜壶。

一个“伟仪貌，雄于辩”的才子，一个在赛诗会上被女皇夺袍相赐的诗人，竟然低眉俯首到如此地步。

更不堪的是，宋之问还曾谋求成为武则天的枕边人。

神龙元年，张易之兄弟被诛，宋之问受牵连贬泷州参军。

从宫廷的锦绣堆里跌到岭南的瘴疠之地，落差不可谓不大。

他受不了这份苦，竟从贬所逃归洛阳。

途经汉江时，他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渡汉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诗中那份忐忑与怯懦，后人解读为游子归乡的复杂心绪。

可若知道这“怯”的来由——一个逃犯、一个卖友求荣之徒的惶惶不可终日——诗句的况味便完全不同了。

逃回洛阳后，宋之问匿于友人张仲之家。

此时武三思复用事，张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密谋杀武三思以安王室。

宋之问得知此事后，令兄子宋昙与外甥李悛向武三思告密。

靠着出卖收留自己的朋友，他得以擢升鸿胪主簿。

《新唐书》说他由此“天下丑其行”。

此后，宋之问在权力的缝隙中继续辗转。

景龙年间，迁考功员外郎，谄事太平公主。

待到安乐公主权盛，又复往谐结。

太平公主深恨之。

中宗欲用为中书舍人，太平公主揭发其知贡举时贪贿狼藉，下迁越州长史。

在越州，他“颇自力为政”，穷历剡溪山水，置酒赋诗，诗作流布京师，人人传讽——这是他为官生涯中少有的“正面”片段，却也不过是风浪中的一瞬平静。

景云元年，睿宗即位，以宋之问“獪险盈恶”诏流钦州。

先天元年，唐玄宗即位，赐死于徙所。

《新唐书》记载了他生命最后时刻的场景：宋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

同被赐死的冉祖雍向使者请求：“之问有妻子，幸听诀。”

使者应允，而宋之问“荒悸不能处家事”。

冉祖雍怒道：“与公俱负国家当死，奈何迟回邪？”

而后饮食洗沐就死。

一个在诗坛上“如锦绣成文”的人，在死亡面前连诀别妻儿的勇气都没有。

宋之问死后，后人对他的人品与诗品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评判。

一方面，历代诗评家充分肯定他在唐代近体诗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其人品“不足为人道”。

学术界的判断更为冷静：“宋之问为人品行低劣，卖友求荣，趋奉权贵……是他的人格使然”。

他的人生，分裂为现实与审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追逐利禄、人格卑劣，而在审美境界中追求艺术的真与美。

这种分裂，让他成了“诗品与人品相悖”的经典案例。

差不多八百年后，另一个出身低微的人走进了洛阳的宫门。

东汉明帝永平末年，一个桂阳少年被送入宫中，成为一名宦官。

他叫蔡伦。

蔡伦字敬仲，桂阳人。

入宫后，他从小黄门做起，建初年间升任小黄门，和帝即位后转中常侍，“豫参帷幄”——参与国家机密大事的谋划。

《后汉书》说他“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

每到休沐之日，他便闭门绝宾，暴体田野。

这些记载呈现的是一个谨慎、勤勉、敢于犯颜直谏的宦官形象。

然而，史书中紧接着的四个字，却让这个形象出现了裂痕——“伦初受窦后讽旨”。

建初四年，窦皇后无子，而宋贵人之子刘庆被立为太子。

窦皇后忌惮宋贵人，策划“巫蛊”案诬陷宋贵人诅咒皇上，此案由蔡伦主审。

蔡伦秉承窦后旨意，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挟邪媚道”。

宋贵人姐妹被迫饮药自杀。

太子刘庆被废为清河王。

这是蔡伦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他不是一个主动的作恶者，却是一个沉默的执行者。

在窦后的权势面前，他选择了服从。

然而，在同一段人生里，他又做了另一件截然不同的事。

和帝即位后，蔡伦加位尚方令。

尚方令是少府属官，负责监造宫廷所用器物。

永元九年，蔡伦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

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他接触到了当时最精湛的手工技艺。

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或用缣帛——缣帛称为“纸”。

但“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蔡伦“造意”——用心思虑、独创设想——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为原料造纸。

元兴元年，他奏上朝廷。

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

元初元年，邓太后以蔡伦久在宿卫，封为龙亭侯，邑三百户。

后为长乐太仆。

蔡伦改进的造纸术，以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廉价之物为原料，大大降低了纸张成本。

纸从此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

这项发明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它后来传入欧洲，推动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

蔡伦因此被后世尊为造纸术的革新者，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家之一。

但历史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人。

邓太后驾崩后，安帝亲政。

安帝是当年被废太子刘庆之子，正是被诬陷致死的宋贵人的亲孙子。

旧案被翻出，安帝敕令蔡伦“自致廷尉”——自己去廷尉投案受审。

据《后汉书》记载，“伦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

建光元年，蔡伦在浴室中沐浴更衣，整好衣冠，服下毒药。

他死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自己收拾干净。

《后汉书·宦者列传》对蔡伦的评价是复杂的：一方面说他“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另一方面又如实记载了他诬陷宋贵人的往事。

一个尽心敦慎、敢于犯颜直谏的人，何以会成为窦后陷害忠良的工具？

这个问题，史书没有回答。

蔡伦之后将近一千年，北宋杭州钱塘县，一个男孩出生了。

他叫沈括，字存中。

沈括的天才是全方位的。

他嘉祐八年中进士，此后历任扬州司理参军、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提举司天监、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在司天监任职时，他改进浑仪、漏壶等天文仪器。

在数学领域，创立隙积术和会圆术。

在物理学方面，他发现地磁偏角——指南针“能指南，常微偏东”，比西方早了四百多年。

他阐述凹面镜成像原理，研究共振规律。

在地质学上，他推断华北平原成因是黄河泥沙沉积，提出流水侵蚀作用，用“化石”解释生物遗迹。

他首次使用“石油”这个科学名称。

他还创造了军用的立体地图。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沈括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评价《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这个评价，放在世界科学史的尺度上，也是极高的。

然而，沈括的政治生涯同样充满了争议。

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变法，沈括积极参与其中。

王安石起初相当器重他的才能。

沈括改革司天监、治理汴水、巡视两浙水利、视察河北西路边务、出使辽国，凭借诸多功绩受到宋神宗器重，一路拔擢至权三司使，总揽全国财政大权。

然而，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沈括立即对变法中的一些举措表示质疑。

他与大臣们联手起草“万言书”，从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角度抨击王安石新法。

侍御史蔡确认为沈括对变法的立场前后不一，是“壬人”、“小人”，以“依附大臣越权言事，前后态度不一”为由弹劾沈括。

熙宁十年，神宗下诏罢免沈括，贬为宣州知州。

这种见风使舵的行事方式，让沈括在政敌和昔日的盟友中都没有得到好名声。

王安石多次指责沈括为“壬人”——一个没有操守的人。

但真正让沈括在道德上备受争议的，是另一桩公案——“乌台诗案”。

熙宁七年，沈括奉命察访两浙农田水利。

当时苏轼正在杭州任通判。

两人相见，论旧谈诗，沈括求苏轼手录近作诗一通。

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附注引王铚《元祐补录》记载，沈括“归则签帖以进，云词皆讪怼”——回京后把诗稿签帖呈上，说诗中有诽谤朝廷之语。

这段记载若属实，沈括便是乌台诗案的告密者。

然而，这段记载本身存在巨大的疑点。

沈括察访两浙在熙宁七年（1074年），而乌台诗案爆发在元丰二年（1079年），时隔五年之久。

如果沈括五年前就把诗呈给了神宗，何以五年后才成为弹劾苏轼的证据？

检视乌台诗案的全部存世资料，弹劾苏轼的本章作者分别是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权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完全没有沈括的名字。

而“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在元祐初参与编修《神宗实录》时，也并未在《实录》中留下“沈括告密”的记载。

现代学者细考此事后认为，王铚的记载不能作为信史依据。

所谓沈括告密之说，“则可以说是一则无中生有的误记或谎言”。

即便洗清了“告密”的嫌疑，沈括在政治上的投机与反复，依然让后人对他的人品难以释怀。

一个在科学上如此纯粹、如此卓越的人，在政治的风浪中却表现得如此摇摆不定。

这种分裂，与宋之问何其相似——只不过沈括的“恶”没有那么极端，他的才也更为广博。

元丰五年，沈括因永乐城兵败受到牵连，被贬随州并受软禁。

此后他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贬谪生涯。

元祐三年，他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

这座园子，是他多年前用三十万钱买下的。

据说他当初梦见一处山水胜景，后来路过润州时竟发现与梦境一模一样，遂决定定居于此，筑园“梦溪”。

在梦溪园的八年，是沈括一生中最沉静的时光。

他举平生见闻，撰成了那部百科全书式的《梦溪笔谈》。

绍圣二年，沈括在梦溪园去世，终年六十五岁。

他死后归葬杭州钱塘。

宋之问、蔡伦、沈括，三个人，三个时代，三种不同的才华，却分享了同一种命运：才华让他们站在了时代的巅峰，品德却让他们从那个巅峰上跌落下来。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才与德的关系，被他比作“资”与“帅”——才是德的凭借，德是才的统帅。

没有统帅的军队，再精锐也会溃散。

宋之问在龙门夺锦的那一刻，蔡伦在尚方令的作坊里改进造纸术的那一刻，沈括在司天监观测星辰的那一刻，他们的才华都灿若星辰。

但星辰的光芒，照不亮内心的暗角。

宋之问为权贵捧溺器、卖友求荣；蔡伦秉承旨意诬陷无辜；沈括在政治风浪中左右摇摆——这些选择，最终将他们推向了同一个困境：后世记住他们的才华，却无法敬重他们的人。

回看洛阳龙门那个春日的下午，锦袍从东方虬身上被夺走，披到了宋之问的肩上。

那一刻的荣耀，是才华的高光。

而数十年后，在桂州的流放地，宋之问面对赐死的诏书“震汗”“荒悸”——那一刻的怯懦，是人品的底色。

锦衣与囚衣之间，隔着的不是运气，而是一个人在每一次选择面前，是否守住了那条线。

蔡伦在浴室中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

他死前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可那些他参与制造的冤案，却永远洗不干净了。

沈括在梦溪园中写下《梦溪笔谈》时，窗外流水潺潺。

他在书中记下了无数精妙的观察与思考，却唯独没有写下自己内心的那些摇摆与妥协。

洛阳的锦袍早已朽烂，桂州的诏书已成灰烬，梦溪园的流水仍在流淌。

历史记住了他们的才，也记住了他们的缺。

司马光那句话，像一道不灭的光，照过千年：“才胜德谓之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