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2年初，上海的一次华东局会议结束后，李葆华、水静和杨尚奎等人参加送行宴会。席间本是叙旧，谁也没想到，一场临时起意的比酒，竟成了多年后朋友相逢时反复提起的笑谈。
水静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李葆华。她是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同时担任杨尚奎的机要秘书，因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党政军干部。李葆华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两人才在会议和公务往来中逐渐熟悉。
水静早就知道，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这个身份在当时格外引人注目，但真正见面后，她记住的却不是“烈士后代”几个字，而是李葆华本人温和、朴素的处事风格。
李大钊牺牲时，李葆华还很年轻，却已经经受了家庭巨变。1924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转入地下工作，李葆华曾负责传递书信、联络人员，成为北方党组织与外界联系的一名秘密交通员。
1927年4月，李大钊及家人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政府逮捕，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李葆华因外出办事躲过搜捕，随后离开北京，在父亲友人的帮助下赴日本求学。这样的经历，使他后来待人接物格外沉稳，很少把个人身世挂在嘴边。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傅作义担任部长。1962年，他来到安徽任职。水静是安徽无为人，对这位从中央来的“父母官”自然多了一层乡土亲近感。
她第一次仔细观察李葆华时，发现他戴着近视眼镜，衣着简朴，说话不急不慢。水静后来回忆，李葆华身上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眉宇和神态又与李大钊颇为相像。
安徽干部和群众私下里还传过李葆华的“三不”：不坐小车，不带秘书，不带警卫。说法未必适用于所有场合，却反映了他深入基层的作风。城市、乡村，他都愿意亲自走一走；回到住处，还会自己买菜、买面，做些普通人的家务事。
有意思的是，李葆华下乡并非走马观花。他常常询问粮食、灌溉、农具和基层干部的实际困难，回来后再把情况带到工作中。安徽不少政策之所以能够落到实处，与这种不离开现场的调查方式有很大关系。
一次，水静和杨尚奎到上海开会，李葆华专程到住处看望。水静笑着喊他“李青天”，说这是家乡百姓对他的称呼。李葆华听后连连摆手：“别这么叫，群众抬举我了。”水静却不肯改口，杨尚奎也在一旁笑。
李葆华后来对杨尚奎说：“你的这个水静，该管一管了。”一句玩笑，让几个人都放松下来。那时的干部交往，既有工作上的谨慎，也有熟人之间的直率，并不全是公文和会议中的严肃面孔。
水静还知道，李葆华酒量不差。此前一次宴请中，李葆华听说水静能喝，便约定下次见面要比一比。机会很快来了。华东局会议结束后，组织方安排宴会为有关同志送行，水静、杨尚奎和李葆华恰好同席。
宴席上，李葆华端起酒杯走到水静面前。旁边有人知道两人的约定，便起哄让他们较量。李葆华喝酒干脆，一杯接一杯；水静也毫不退让。几杯过后，李葆华面色发红，眼睛也红了，可席间气氛正热，旁人还在叫好。
杨尚奎看了看时间，发现火车即将开动，赶紧劝停。他担心李葆华再喝下去，到了车上会撑不住。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并非多余。李葆华被工作人员扶上火车后，吃下的饭菜很快吐了出来，头也一直昏沉。
过了一段时间，三人在上海再次见面。说起那次宴会，李葆华苦笑着对水静说：“可把我害惨了！”水静辩解道：“您是我的父母官，不能不陪。”杨尚奎接话：“要不是我拦着，后果还要难看。”几人说完，又一起笑了起来。
李葆华承认，自己原先听说水静酒量好，并没有真正当回事，这次算是领教了。此后再遇到类似场合，他便不肯轻易应战。一次酒席上的输赢，本来微不足道，却因为几位老友之间的熟悉和信任，变成了相伴多年的谈资。
1976年，水静与多年未见的李葆华再次相逢。杨尚奎去世后，她逐渐减少外出活动。1987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赴南昌参加全国银行系统会议，得知消息的水静邀请他和夫人到家中做客。
席间谈到杨尚奎，李葆华夫妇劝水静保重身体。分别时，两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互道珍重。后来水静偶尔想起那场比酒，仍会忍不住发笑；而李葆华那句“可把我害惨了”，也一直留在这段友谊的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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