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不久，此人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当省主席，总理叫来贺龙后，他马上走了

1950年前后，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正在接待一位来自贵州的民主人士。来客谈的不是参事、顾问之类的安排，而是直接提出，希望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没有当场回绝，只是耐心解释，省级政权的人选必须由中央统筹考虑。

客人却没有立即告辞。

这位客人名叫李仲公，1890年出生于贵州贵阳。其父是秀才，对子女教育颇为重视。李仲公少年时成绩突出，15岁考入县学，恰逢清政府废除科举，他随即转向新式教育。几年后，他进入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接触到大量新思想。

也正是在北京求学期间，他结识了李大钊。两人志趣相投，还共同创办过《北京法政学报》。后来，他们一同前往日本留学，经李大钊介绍，李仲公又认识了陈独秀。几个年轻人经常谈论国家前途，彼此关系一度十分密切。

有意思的是，李仲公虽然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重要人物交往甚深，却没有因此走上同一条道路。他更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对共产主义并未真正认同。这种思想上的距离，后来不断影响着他的政治选择。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李仲公参加护国运动，并以文章鼓吹反袁。1918年，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奉孙中山之命推动西南护法，李仲公参与“革新贵州”，担任黔军前军总司令部参赞兼贵州政治会议委员。

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政治声望，也使他形成了一个明显特点：长于议论和文章，熟悉政局，却很难在关键关头彻底站定立场。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共合作形成。李大钊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介绍李仲公加入国民党。后来，凭借与何应钦的旧交，他进入蒋介石集团，成为军政系统中的重要笔杆子，参与起草《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等文稿。

东征时期，李仲公还在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任职。那时的周恩来对他的才干颇为认可，两人也由此结下较早的工作关系。正因如此，几十年后李仲公才会认为，自己去找周恩来谈任职，并不算毫无根据。

然而，政治从来不是单凭旧交就能决定的。

1927年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国共关系迅速恶化。李仲公既不赞成蒋介石反共，也不赞成武汉方面的激烈反蒋，处在左右摇摆的位置。后来，他还是逐渐靠向蒋介石，并参与游说武汉方面的军政人员。

这件事最终牵扯到贺龙。

当时贺龙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却是国民党左派阵营中的重要将领，对蒋介石的做法十分反感。李仲公通过贺龙部下严仁珊与他接触，先以宴饮试探，随后提出劝说贺龙转投蒋介石。

贺龙没有立即翻脸，而是决定把事情弄清楚。几天后，他请李仲公到家中打牌。李仲公误以为对方已经动摇，还带上杨殷之，试图造成多人共同转向的声势。二人到达后，便被贺龙的卫士控制。

李仲公后来被送到唐生智方面，事情又上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唐生智一度准备严惩，幸亏邓演达出面说情，他才躲过一劫。脱险之后，李仲公转而投靠蒋介石，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

这场武汉风波，成为他与贺龙之间无法抹去的旧账。

1949年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李仲公没有随蒋介石撤往台湾，而是与其他原立法委员联名发表《京沪立法委员起义宣言》，表示支持人民政权。凭借早年参加护国、护法运动的经历，以及在国民党中的身份，他确实具有一定统战价值。

但统战价值，并不等于可以直接安排为一省主官。

西花厅里，周恩来面对李仲公的坚持，忽然让工作人员去请贺龙。贺龙到场后，周恩来故意问：“这是贵州的李仲公，你认识吗？”

贺龙回答：“何止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了。”

周恩来随即提到，李仲公希望担任贵州省主席。贺龙转过身，问了一句：“上次在武汉见面，我把你送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是怎么出来的？”

话不多，分量却很重。它没有直接评价李仲公当年的选择，却把那段被刻意绕开的历史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李仲公一时无言，只说了两句“惭愧”，便起身离开。

后来，他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没有出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1978年，中央审查小组调查他此前涉及贺龙的两封信，认定问题严重，因其年事已高未予逮捕，撤销了参事职务。同年6月20日，李仲公病逝，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