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朱瑞与陈光发生了正面争执。一个是山东分局主要负责人，一个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身份都不低，脾气也都硬。会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旁人赶紧上前劝阻，才没有让冲突继续升级。
这场争执，表面看是几句重话引起，背后却牵涉根据地建设中的两种思路。朱瑞重视组织纪律、政治工作和部队作风，认为抗日武装不能只看战果，还要有严明的制度和稳定的群众基础。陈光则长期在前线带兵，习惯用战斗结果说话，对一些形式上的约束并不十分在意。
据相关回忆，朱瑞曾严厉批评第一一五师的工作作风，言辞相当尖锐，甚至以“只会搞卫生”之类的话作比喻。这样的说法，无论出发点如何，在公开场合都很容易让陈光感到难堪。陈光没有退让，当场作了强硬回应。
“部队能不能打仗，战场上见。”
朱瑞也没有缓和语气：“能打仗，也不能没有纪律。”
话说到这里，争论已经不只是工作意见不同，而变成了个人威信与领导方式的碰撞。
陈光不是没有成绩。红军时期，他就是敢打硬仗的指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等战斗中打出了声势，陈光长期处在作战一线，熟悉部队，也深受不少官兵信任。他的长处很明显，行动果断，临机处置能力强，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
但他的短处同样突出。陈光性格刚烈，容易坚持己见，对政治机关和行政管理的要求有时缺乏耐心。部队规模扩大以后，单靠前线指挥员的个人威望已经不够，纪律、群众关系、后勤和干部管理，都必须纳入统一轨道。朱瑞所担心的，正是这种管理上的漏洞。
朱瑞的经历也决定了他的工作习惯。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领导工作，重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部队和根据地的每个环节。在他看来，山东不是单纯的作战区域，而是要建立政权、发展群众、储备力量的战略基地。部队若只顾打仗，却忽视纪律和地方工作，短期或许能见效，长期却会留下隐患。
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人。朱瑞后来成为我军炮兵建设的重要领导者，陈光也在多次战斗中显示出较强的军事才能。正因为各自有底气，双方才更难在争执中主动后退。能力相近、职责交叉，再加上性格不合，矛盾便越积越深。
当时担任第一一五师政委的罗荣桓，处事相对沉稳。他既了解陈光的军事能力，也看到了部队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因此没有简单站到任何一方，而是努力维持部队运行。只是，朱瑞与陈光之间的分歧已经超出普通的工作摩擦，山东根据地的领导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
中央很快注意到这一情况。山东是华北敌后重要区域，既连接胶东、鲁中和滨海，又关系到部队发展和地方政权建设，内部领导不协调，影响绝不止于个人。经过研究，中央对相关干部作了调整，朱瑞和陈光先后离开原有岗位，山东根据地的建设重任逐渐集中到罗荣桓等人身上。
1943年，罗荣桓正式主持山东根据地党政军工作。此后，山东根据地的组织建设和部队发展不断加强，到抗日战争后期，山东部队已经形成较大规模，为解放战争准备了重要力量。这个结果并不能简单归功于某一个人，却说明当时中央调整领导格局，是出于全局考虑，而不是对某位将领功过的简单否定。
朱瑞回到延安后，转向炮兵建设。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为建立和发展人民军队炮兵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朱瑞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牺牲，年仅四十岁出头。一位在军事技术和炮兵建设方面极有潜力的将领，就此没有走到全国胜利后的授衔阶段。
陈光的道路则更为曲折。解放战争中，他仍担任过重要职务，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华南工作，但由于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和个人处境，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压力。1954年6月，陈光在广州去世，距离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只差一年左右。
若按资历、战功和革命经历衡量，朱瑞、陈光都具备进入开国大将评定范围的条件。只是军衔评定面对的是健在将领，朱瑞已经牺牲，陈光也未能等到授衔之日。两人的结局，一个止于战场，一个困于复杂处境，留下的不是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根据地建设中军事、政治与组织工作如何协调的真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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