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心冤案：高志远去开会，萧克夸其配枪，他递出手枪反遭抓捕枪毙

1939年，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去开会，萧克看到他腰间配枪夸赞道：“配枪不错！”高志远当即拔枪递给萧克，谁知萧克却下令：“抓起来，杀了！”

1933年，高志远在河北老家召集两百余人，计划奔赴东北加入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寇。不料行军途中，队伍遭到地方武装袭扰缴械，人员溃散，初次抗日尝试受挫的高志远，无奈返回故乡，蛰伏待机、重整斗志。

心怀报国之志的高志远并未消沉，休整结束后，他邀约同乡伙伴奔赴张家口，加入了冯玉祥组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投身正规抗日斗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经人介绍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王仲华，从此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王仲华是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骨干参与者，政治觉悟高、群众工作能力突出。在王仲华的长期引导和思想熏陶下，高志远逐步认同共产主义革命理念，摆脱了旧式爱国青年的局限，坚定了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信念，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1933年底，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势力的联合打压下宣告失败。高志远再度返乡，为了坚持抗日，他毅然变卖家中田产家业，在本地马城组建抗日民团，专门打击汉奸伪军、惩治地方恶势力，守护乡里安宁。

高志远为人豪爽仗义、体恤百姓，从不欺压乡民，始终坚守抗日初心，这支民间抗日武装很快吸引了大批贫苦百姓、爱国青年加入，队伍规模不断壮大。随着当地党组织工作逐步铺开，这支抗日民团成为党组织重点团结、争取的抗日力量。

经过党组织的思想引导，高志远主动接受党的领导，听从党组织的调度部署。在党的统筹指导下，民团多次出击，清剿当地作恶的土匪恶霸、袭扰日伪据点，狠狠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深得滦县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民团的发展壮大，也引起了当地日伪势力的忌惮。驻守本地的伪保安队队长刘佐周，视这支抗日武装为心腹大患，担心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他暗中拉拢民团基层干部，四处游说分化，企图瓦解、收编民团，铲除本地抗日力量。

面对复杂的局势，高志远一度陷入纠结。他真心拥护我党的抗日主张、接受党的领导，但作为自主组建武装的民间领袖，对队伍的独立自主性十分看重，也不想“大权旁落”；同时面对伪保安队的拉拢分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内心充满顾虑与不安。

虽然这是战时民间武装领袖的正常顾虑，但也为高志远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高志远始终坚守底线，清晰分辨正邪，深知共产党是真心抗日、救国救民的正义力量，而依附日伪、投靠伪保安队只会沦为汉奸，绝无出路，因此始终坚定站在抗日阵营。

1935年2月，在党组织的指导下，高志远率领马城民团发动武装起义，突袭伪保安队驻地，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重创伪地方武装。战败后的刘佐周恼羞成怒，集结兵力连续两次反扑，民团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最终起义失利，被迫分散转移。

刘佐周没能抓获高志远，便迁怒于他的家人，肆意迫害高家亲属。得知家人遭受牵连、百姓惨遭欺压，高志远对刘佐周恨之入骨。此时当地党组织主动找到隐蔽的高志远，指导他收拢旧部、重组队伍，共同制定刺杀汉奸刘佐周、为民除害的计划。

1935年7月，高志远秘密潜回滦县老家，摸排刘佐周的行踪轨迹。得知刘佐周频繁乘车往返外地后，他安排队员在火车站昼夜蹲守、严密监视。8月4日，刘佐周刚走下火车，高志远果断下令出击，当场将这名作恶多端的伪保安队长击毙。

刺杀大汉奸刘佐周的事件轰动整个冀东地区，极大震慑了当地日伪势力，高志远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英雄。事后为躲避日伪通缉、积蓄力量，高志远北上天津隐蔽休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9月他应老战友王仲华邀请，积极响应我党团结抗日、全民抗战的号召，主动投身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筹备阶段，高志远返回河北冀东，牵头组织本地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动员和武装斗争。暴动爆发后，他被党组织任命为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麾下统辖武装一万余人，成为冀东暴动的核心领导人。此后他率部转战冀东多地，接连重创日伪守军、破坏敌人交通据点，战功卓著，声名远扬。

1938年底，冀东暴动主力部队遭到日伪重兵围剿，连续作战后伤亡较大、补给匮乏。为保存抗日有生力量，高志远随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一同转移至平西抗日根据地休整。抵达平西后，上级根据整体抗战局势，指示高志远所部就地休整、坚守根据地，暂缓返回冀东，待局势稳定后再伺机反攻。

长期扎根冀东抗战的高志远，始终心系家乡根据地，迫切希望重返冀东开展游击斗争。1939年初，休整期间的他急于恢复冀东抗日局面，萌生了私自联络旧部、提前返回冀东的想法。彼时部队刚经历苦战，武器、粮草、兵员均严重不足，无法向八路军主力申请公开补给，只能暗中谋划筹措物资。

万般无奈之下，高志远想到了寓居北平的吴佩孚。早年他曾对吴佩孚有救命之恩，便计划私下联络对方，希望借助旧情筹措粮饷、补充装备，以此支撑重返冀东的抗日行动。

彼时吴佩孚是日军重点拉拢策反的北洋旧军阀，日方为逼迫其妥协，刻意炮制虚假舆论，通过各大报刊散布吴佩孚即将组建伪政权、投靠日军的谣言。这些不实消息在北平、华北地区广泛流传，引发各界质疑。

从局势来看，在吴佩孚“通日”谣言满天飞的敏感时期，高志远与其私下联络，确实存在极大政治风险，极易引发误会、授人以柄，给敌方造谣抹黑留下空间，这也是后续争议的核心导火索。

1939年2月，萧克出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统一指挥平西、冀东、热河地区抗日武装。到任前，他已获悉高志远私下联络吴佩孚、意图擅自返冀东的相关情报，对其行为产生了严重疑虑和戒备之心。

任职后，高志远多次向萧克请示，希望率部返回冀东开展抗日斗争，均被萧克以整体局势不稳、时机不成熟为由驳回。但高志远并未放弃，反复陈情诉求，还声称自己已筹措到充足武器装备。这番说辞反而加重了上级的怀疑，被认为其意图脱离八路军指挥体系、私自行动。

萧克随即召集八路军第四纵队及挺进军核心首长商议此事，多数人员结合其私下联络旧军阀、擅自谋划行动的行为，判定其存在脱离革命、叛逃投敌的重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决策存在分歧，宋时轮、邓华等将领坚决反对处决，主张将高志远送往延安核查，最终冀热察军政委员会以3:2投票结果，敲定处决决议。

1939年4月27日，萧克召集高志远开会。会议间隙，萧克看到高志远腰间配枪，随口夸赞“配枪不错”，高志远毫无防备，当即拔枪递出。萧克接过配枪后，当场下令将高志远逮捕。随后经过根据地公审程序，高志远被以“勾结旧军阀、图谋投敌叛国”罪名判处死刑，当场执行枪决。

此次事件是抗战特殊环境下的重大历史冤案。战时情报闭塞、局势紧张，加上对民间武装领袖的信任偏差、决策程序争议，导致有功抗日将领蒙冤牺牲。事实上，高志远一生坚持抗日、从未投敌，联络吴佩孚仅为筹措抗日物资，私自返冀东也是为了重启抗日斗争，并无叛国之心。

经后世党史部门逐级核查、史料考证，2008年，国家正式追认高志远为抗日革命英烈，彻底洗刷其“投敌叛国”的百年污名，充分肯定了他在冀东抗日大暴动、华北敌后抗战中的卓越贡献，还原了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