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北方五大金刚中的全才，乔家才遭毛人凤陷害，坐9年黑牢，晚年送仇敌一句话

1948年7月1日晚上，北平灯市口大街，保密局北平站站长乔家才接到通知去开紧急会议，一进门就被按倒捆了起来。

抓他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军统的新掌门毛人凤本人，同天落网的还有华北头号特务马汉三。

三个月后，马汉三在南京被保密局行动员李希成执行枪决；乔家才则因为说情的人太多，加上蒋介石下手令，才免于一死，改判无期，押上飞机去了台湾，一坐就是九年黑牢。

一个干了十六年情报的老军统，栽在了自己人手里。这还不算最拧巴的——最拧巴的是他出狱之后的做派：他把这九年的黑牢经历原原本本写了出来，却拒绝发表，理由是怕稿子落到”敌人”手里，成为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

毁了他半生的人，他到死都在替其遮羞，乔家才这个人，也是军统特务史中的独一份。

1906年4月3日，乔家才生在山西交城义望的一个富商之家，五岁能背《三字经》《百家姓》，十四岁娶邻村郭同梅为妻，十六岁进县立高小，连续三年考全校第一。

十八岁，乔家才考入太原平民中学，在那里通读《三民主义》，1924年冬加入国民党，次年受命秘密组建国民党交城县党部，发展了常芝青等一批家乡青年。

1926年，家里要他留洋或继承祖业，他两样都不干，南下报考黄埔军校第六期，并把名字从”乔家财”改成”乔家才”，以示弃财从军。

同一期同学里，有个浙江江山人，叫戴笠。

1929年军校毕业，乔家才回山西当过一阵省立一中的军训教官，1930年又进北平民国大学读政治经济。

九一八事变后，戴笠招揽旧同学，他由此进入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后来的军统，先任驻晋情报站站长、山西站站长，1936年调任北平站站长。

在军统内部，他与王天木、陈恭澍、刘艺舟、马汉三并称北方”五大金刚”，五人都当过北平站长，戴笠特加赏识。抗战爆发后他留在沦陷的北平，两度出任北平站站长，一干就是多年。

1938年起，乔家才升任军统局督察，专责巡视华北敌后。正是以这个身份，他亲历了北平站最惨烈的一段。

晚年他把这些写进回忆录《想当年在敌后》，里面讲了两桩公案。

一桩是李少白案：李被告发”背叛”，站长周世光已拿到”制裁”许可，乔家才认识李少白，认为是个青年才俊，建议别急着动手，最好送回重庆细细审查。但他的建议没人听，北平站李广和执行了家法，李少白被埋在西直门内一个葡萄园里，埋得太浅，被日本宪兵刨了出来。

《北平晨报》引日本宪兵队的说法是：“其同伙间之私刑，极其残酷……转变者一名，系袒在雨中之葡萄园被扑杀”。乔

家才回忆录里对李广和有个辛辣的点评：此人爱吹嘘，敢带着手枪在北平街头逛，遇着同乡就推心置腹，自称军统中将特派员——要知道当时戴笠才是个少将。

后来李广和自己被日军逮捕投敌，还因为自封的中将身份，被日本人派回重庆去劝降。敌后的”家法”残酷到连日本人都侧目，而执行家法的人转头就能当汉奸——乔家才写这些，笔下是有温度的。

另一桩是周世光案。

1939年秋，乔家才看出平津两站要出事，劝天津站长曾澈和北平实际负责人周世光尽快撤离。

周世光不肯，说：“北平没有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比不上上海，也比不上天津，我实在没有脸回去见戴先生。”

乔家才劝他：“天津出事、危及北平，应全力防范，不能再作行动，给日本宪兵以侦破机会。”

谁也没说服谁，乔家才脱身去了张家口。1939年10月24日，周世光在接头时被捕，关进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队，1940年遇害，年仅32岁。他9岁的儿子周汉君记住的父亲最后一句话是：“大丈夫，死就死了。你不要太难过。”

这一轮大破坏，平津两站被杀的重庆特工14人，21人被判刑，2人病死狱中；日本宪兵还从北平站搜出一份庞大的刺杀计划，名单上有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杉山元大将、特务头子喜多诚一中将，还有王克敏、王揖唐。

1940年，乔家才调回重庆任军统局督查室主任；1941年再上太行山，任军统晋东南站站长兼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的高参，在敌后打游击整整两年：站从11个人发展到100多人，炸碉堡、卡车、火车、桥梁、煤井，焚烧仓库，割电话线，年终评比拿了第一名。

1943年，乔家才转任财政部陕西缉私处处长，任内税收增加近十倍，还扳倒了一个大贪官。1944年出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1945年兼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1946年主持山西肃奸，掏了30两黄金，致函家乡士绅丁效禹，倡建了交城中学。

打仗、搞钱、肃奸、办教育，军统的几条线，乔家才都干过，而且干出了名声——这就是他在军统里扮演的角色：既是能蹲敌后的外勤站长，又是替戴笠巡视华北的”眼睛”，还是能治走私的干员。这种人，在军统内部叫”全才”，也是最容易招忌的那一类。

抗战胜利，军统改组为保密局。1946年乔家才赴美考察一年，回国后于1947年11月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此前黄天迈调南京当主任秘书，文强代理了一个月就自请南调。

乔家才一上任就大刀阔斧改组，人事组升格为事务科，各小组改挂情报组、特情组、学运组、侦防组的牌子。

北平站是与上海、南京并列的甲种站，编制160人，是保密局最要紧的外勤站。但动静太大，毛人凤来电大加申斥，指该站”工作成绩不佳”。

也是在这一年，乔家才以交城选区身份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3月赴南京出席行宪国大。站长、国大代表、少将军衔，四十二岁的乔家才走到了仕途的顶点。

然后呢？

就是7月1日晚上，灯市口那间屋子。

他真正的罪名，保密局的公文里写得含含糊糊，史料里倒是记得清清楚楚：1948年春，他与马汉三背着毛人凤，在北平站本部——东城弓弦胡同14号院的”戴笠纪念堂”里——秘密筹建”建国力行社”（一说”建国复兴社”），拉拢北方保密局特务，意图脱离毛人凤另立门户，还拟定了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计划。

材料是戴笠的同乡、北平督察王蒲臣侦得报上去的；北平行辕二处处长张家铨侦知后密报第四处处长李希晨，再转给毛人凤，直捅到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平生最恨党内搞小派系，批复”准予扣押讯办”。

1948年6月底毛人凤亲飞北平，7月1日晚设局，把马汉三和乔家才一起捆了。

抄马汉三的家，抄出一尊黄金佛像——按当时法币估值的说法，高达7000亿——和一只特别定制的空剑匣。空剑匣对上了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毛人凤联想到戴笠坠机现场找到过一把断裂的古剑，于是怀疑马汉三等人谋害了戴笠，一桩”古剑藏弹”的悬案就此铸成。

这个案子是真是假，至今没有定论，但它实实在在地要了一个人的命、留了另一个人的命：马汉三和秘书刘玉珠7月9日被押解南京，9月27日马汉三被枪决；乔家才这边，据后来台湾方面的回忆，蒋介石认为他案发时正在海外考察、与戴笠之死无涉，加上赏识其才干，下手令留了他一命。

死罪改为无期。

乔家才的这段历史，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内幕揭示的淋漓尽致：贪，可以商量；“反”，没得商量。马汉三、乔家才反的其实并不是党国，只是毛人凤，但背着领袖搞秘密小团体、另立山头，在军统的家法里就叫”谋反”。

这就是乔家才一辈子洗不掉的污点——不是贪赃，是站队。

到了台湾，乔家才坐的是黑牢。黑牢的意思是：不准任何人探监，与世隔绝。进去时他是健康的壮年，出来时眼花、耳聋、头发全白，行走不便，成了花甲老人。

孙立人案的李鸿一家当时同监关押，据难属回忆，“乔跟我们关在一起，狱卒们对他十分客气”。没有笔墨纸张，他就想方设法写下抗战回忆录《关山烟尘记》的初稿——有读者后来评价这本书，引了句现成的话：“最好的文章是在监狱里写的”。香港私立美江大学把此书评为最佳报道文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56年底毛人凤病故，1957年，坐了九年牢的乔家才无罪开释，出狱头几个月，几乎天天有朋友和学生摆酒，为他鸣冤压惊。

更有意思的是他对这桩冤案的态度。

狱中九年他写了记录，却”写而不印”，理由前面说了，怕”敌人”拿去攻击”我政府”。关他的是这个政府，毁他半生的是这个政府，他宁肯把稿子锁进抽屉，也不肯给”敌人”递弹药。

手稿后来辗转到了李敖手里，李敖以《乔家才入狱记》为名一字不漏地发了出去，还调侃这是”把一条鱼一言不发塞给一头猫”。

出狱后的乔家才倒也颇受礼遇：受聘为”国防部”情报局设计员，资深国大代表一直当到最后一届，还被全体代表一致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一边是无期徒刑的旧案未消，一边是主席团主席的荣衔加身，两套戏码，同一出戏，唱戏的和听戏的都不觉得违和。

乔家才自觉，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家里人。妻子郭同梅，14岁嫁给他，1939年替他挨日本人的酷刑没吐一个字，后来滞留大陆，没能熬过1966年——1966年9月19日，她被批斗，含冤而死。1978年，他托美国的朋友回大陆寻亲，找了整整三年才得到音讯。

1981年到1987年，乔家才四次在香港与六弟、儿女、女婿、外孙们团聚。

1991年7月1日，时隔四十多年，八十五岁的乔家才终于回到北京，有关方面设宴招待全家。当着一屋子亲人的面，他说：“我为复兴中华民族参加了革命。然而，毛人凤陷害我，使我妻离子散，蒙冤受难。……我一生最愧疚的，是未尽到丈夫的责任及对子女的教养，反使他们受我之累，担惊受怕，贫苦交加，历尽千辛万苦。”

他说：“今天，他们的生活好了，我十分欣慰。”

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回台湾后他写下《北京来去》，此后以国大代表身份奔走，推动两岸三通。

写书是乔家才后半生唯一的事业，前后写了两百多万字：《浩然集》《关山烟尘记》《六十年落花梦》《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铁血精忠传》《海隅丛谈》《为历史作证》。

1977年那本《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至今仍是研究戴笠最常被引用的亲历记之一。一个被军统第二代掌门亲手毁掉的人，一辈子在给第一代掌门当辩护士——他那一代人的忠，从来都是认人不认理的。

1994年5月21日，白天乔家才在台北照常接待老友，谈得高兴，亲自送到门口，没有倦容；当天深夜，无疾而终，享年90岁。

他至死没有等到一纸平反文书，“无罪”两个字只写在他自己的书里；他留下的传记文字谈到毛人凤之死，只有一句评语：“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就是害人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