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抒情与散文创作的“灵性”——欧阳国《变迁记》阅读札记

欧阳国

青年作家欧阳国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变迁记》，将大历史流变中的小日常淋漓尽致地刻摹出来，进而把一个地处深山、名为桐家洲的客家村庄惟妙惟肖地带到阅读者面前，连同那一地人们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全部展演了一番，渗透于文字中的悲悯令人为之动容，悲戚于他们的悲戚，欣慰于他们的欣慰，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散文创作的灵性”的审美法则，更新了既有的散文写法。欧阳国如同一个远离故家的游子，带着深情的眷恋与惦念向众人介绍他的故乡、家园，一并把自己的生命遭际也和盘托出，娓娓道来，那里面深藏着他的拳拳赤子之心与浓到化不开的炽烈爱意——他便是一方水土养育的一方人，他的《变迁记》亦是一方水土孵化出的典型性文本。

地方性的抒情化：作为一种风格

倘若从文体的角度来讨论《变迁记》的书写方式，便能看出欧阳国“散文创作”的独特性：一种作为风格的“地方性的抒情化”。所谓地方性，是指《变迁记》中所有篇章均扎根于赣南山中兴国县枫边乡一个叫做桐家洲的客家村落，且都是作者身边最可亲可近的人，他谙熟他们的人生遭际、命运起伏，因此文本中皆为带着回望目光而来的返身观照，写出了独特地理条件下生命存在的样式；所谓“抒情化”，则意指《变迁记》的文本构造特征，表现为充满了从容与悲悯的叙事风格、“景-人-事-情”四位一体的抒情方式以及与众多知名作家的作品所存在的文本间性。

从容与悲悯交融的叙事风格，是《变迁记》叫人读之动容的最为内在又核心的力量。这源于我们所说的作者“投身其中”的写作策略——他不是冷漠地站在一边以局外人的冷眼旁观姿态去书写桐家洲、竹溪河乃至于枫边乡的普通人，而是带着悲悯的情怀，像他亲身经历般去还原、工笔式地刻画那些人的人生苦痛；但这种悲悯又不是以呼天抢地、悲痛呼号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仿佛要为这些普通人的悲戚命运而高声呐喊，反倒是将全部的辛酸、苦痛、悲情都放在从容的文本语调之中，是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一任眼前云卷云舒的镇定与克制；只是越是从容、淡定、镇静与克制，那似乎已被舔舐的伤口遽然消逝一般，此前的各种辛酸、苦痛与悲情就越是演化为痛入骨髓而成为习惯的无可奈何，甚至表现为向命运妥协，承认并承受着命运带来的诸种伤害、凌辱与暴虐。生命该有多么宽广的余量来容纳那么多的苦难与悲戚呀，一如作者得有多么坚韧的耐力才能扛得住如许伤悲而以平静的文字去表达之呀。

实现如许叙事风格的，是欧阳国所采取的可以概括为“景-人-事-情”四位一体的抒情方式。《变迁记》中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以人来统领事，以景来补充、延展人与事的充盈，又于内里饱含着深情，从而建构起一种独特的抒情方式——人在景中如缀网劳蛛般编织着清贫、动荡又总带着悲戚意味的生活，此类生活又均由各种悲情性事件于不相称甚至相反的优美景色中垒砌起来，于是流露出“以乐景写哀情而倍增其哀”的情感。《断翅的鹰》开篇便以详细笔墨书写鹰的世界，那种迅疾、自由翱翔的雄风，与高考失利后发疯最终死去的少年形成鲜明的对照。《龙门记》选择三个人的三种人生道路，讲述了三个人的人生故事，不管他们如何卖力都最终沦为跌落龙门前的失败者，一种“万物刍狗”的悲怆感便油然而生。因此，《变迁记》也可以作小说读，虽然它被定性为一部散文作品。

不惟此，《变迁记》还以各种方式将各类文学名著容纳进来，从而形成一种“文本间性”，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交互文本性”或“互文性的书写方式”。它首先体现在直接引用著名文本上，比如作品中时不时出现的纳博科夫《说吧，记忆》、加缪《局外人》、桑塔格《疾病的隐喻》、波德莱尔《献给美的颂歌》中的语句，以及布罗茨基的话语、欧阳修的作品，乃至于各种客家歌谣如《上梁歌》《打支山歌过横排》《采茶歌》《哭嫁歌》等，也包括随处可见的对《诗经》的引用。其次，它套用不少文学名著的句式，读起来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三朝茶》中“多少年以后，当过房牯的妻子带着他回娘家‘探三朝’时，他依然记得伯伯带他去赶集的那个明媚的清晨”，很明显是模仿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首句式；《血脉深处的呼唤》中“我们居住的土坯房早已不见踪影，唯有眼前一棵熟悉的枇杷树依然还在，它孤零零竖立在时光中，告诉我，这就是我们曾经生活的家园”，令人不期然地想起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庭有枇杷树，亭亭如盖矣”云云。其实，《变迁记》的篇章，与明人小品文有着精神谱系的传承性，甚至可以说欧阳国深受《项脊轩志》的影响，因此读《柚子树》《嫁接的树》《移植的树》等作品时，仿若明代文人操着现代白话重新捡起笔墨，再次喃喃自语地叙述其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散、宗族在时势里的沉浮、大历史浪潮中普通人的悲戚命运等。这种文本间性的存在，使得《变迁记》变得更为充盈、丰沛，也增添了别一种韵味。

散文写作的“灵性”：爱、悲悯与心灵的伟大形式

作为一种有着哲学家胡塞尔所说的“统握形式”的本质性的移情，其基于胡塞尔所言的共主观性，亦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进行赋予灵魂的解释”，是作为人的共同性、交互主体性。文学于当下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促使我们思考其作用到底为何看似廉价却关乎着文学命运前途的话题。倘若说文学还有什么作用，那么奠基于共主观性的在世方式并经由移情作用而建立的“抒情的共同体”，以及从未丧失的共情能力，是我们还能够拥有文学、享受文学、品味文学的最坚实的地基。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欧阳国及其《变迁记》恰恰提供了论证这一话题的最好由头与案例。

人与人之间的共情能力倘若不是天生就有的，那也必然是在生命的构成形式中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存在着的，它绝不会是后天养成的习惯、认知或常识。但对于共情能力的开发与使用则因人而异，强弱的区别导致人们误以为共情能力并非天生就有，因为有些人终其一生无法使其显现出来而变成冷酷、漠然的僵硬冰冷的生命存在。正因为此，我们说散文写作的“灵性”，实则是一种基于爱和悲悯而筑造起来的“心灵的伟大形式”。在其构成中，爱提供了情感的核心与心灵的基础，它天然地带着纯粹与真诚、炽烈并浓厚的生命特征；与此同时，悲悯让爱有了更为深沉的底色，使得“心灵的伟大形式”以更为宽广的特质覆盖着对芸芸众生的殚精竭虑，让爱成为普降甘霖式的观照；爱与悲悯之所以能够体现出生命所自带的共情能力，是因为它们皆来源于“返身观照”的体会与阐释中，亦即体现着以“自度度人”为特色的情感模式。以此解释来看，《变迁记》的阅读“关节与文眼”恰恰是《上岸》一篇，欧阳国彻底将笔墨对准自我的生命经历，把那种起起伏伏、升升落落的辛酸生命体验淋漓尽致地泼洒在文本之中，生存之不易与机遇共存、生活之艰辛与绚烂同在。由此出发，《移植的树》中作为乡下木匠的大舅的人生也就能够理解了；《龙门记》中的堂哥与表哥也就成为了他以从容笔调写出却带着爱与悲悯的共情之作……正是因为有了“心灵的伟大形式”，才让其作品具有了某种“散文写作的‘灵性’”，统握生命体验的所有层次而带来“进行赋予灵魂的解释”。

要之，爱与悲悯所构成的“心灵的伟大形式”，是跨越人与人之间认知差距、情感隔阂与精神断裂的利器，让文字具有了超强的穿透力、浓厚的感染力；与此同时，由此而锻造出一个“伟大的灵魂”来，它始终以穹顶之姿态来俯瞰滚滚红尘，恰是因为使用了此一种目光来看取人世间的一切，于是使得其文学作品充满了神圣与庄严。某种程度上来说，爱与悲悯就是一种带着神性的慈悲之心的“自度度人”，它取身不远，基于共情，最终让散文写作成为生命之花，以最为华丽、盛大又自由的方式绽放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们，皆因我们就是他们、他们即是我们，这种基于生命本性而来的共主观性，构成了“爱与悲悯”筑造起来的“心灵的伟大形式”可解释的现实，促成我们阅读《变迁记》正如我们不断地咂嗼、品味自己的人生一样，深谙每一个人生低谷的悲痛与人生高光时刻的欢欣，从而歌哭于他们的歌哭、悲戚于他们的悲戚。知乎此，“散文写作的‘灵性’”也就能够解释，为何当下文坛散文写作并不火热，却以其坚韧贡献出耐人咀嚼的佳作来。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