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邵荃麟120周年诞辰｜朱光潜的一封信，让他的名字变得具体起来

邵荃麟一家

1964年3月17日，朱光潜写了一封信给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邵荃麟。信不长，写在有格子的稿纸上，开头只有四个字：“荃麟同志”。

信中写道：“文艺报来信叫我就周谷城先生的最近一文提出一些意见，因写了一篇书后寄来给您审阅并提出删改的意见。如果发表用文，我希望我的‘书后’能同期发表。如果因篇幅的限制，迟一期也可。”

如今，这封信保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目录中，它的身份清晰可见：寄信人朱光潜，收信人邵荃麟，日期1964年3月17日，原件16开，由邵荃麟捐赠。

这看起来像是一封普通的作者寄给编辑的信。可是，如果把它放回1964年的文学和美学的讨论中，纸上的几行字便有了另外一层意义。朱光潜为什么要写这篇“书后”？《文艺报》为什么约他谈周谷城的文章？而这篇文章为什么又要先送到邵荃麟手中？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先回到周谷城与朱光潜当时争论的具体问题。

邵荃麟当然不是随便做的收信人，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批评和编辑工作，抗战时期主编《文艺杂志》，战后又主持《大众文艺丛刊》。1949年以后，他进入全国文艺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岗位，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后担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1956年12月起任党组书记。

因此，到了1964年，邵荃麟身上同时存在着几种身份：文学工作者、批评者、编辑者，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班子成员。他面对的并不只是抽象的“文艺工作”，而是一篇篇稿件、一个个作家和一场场正在展开的文学讨论。

这封信涉及的，正是20世纪发生的一场“美学大讨论”，1956年《文艺报》组织了对朱光潜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发生与“双百方针”的提出有关，旨在通过学术争鸣澄清思想。朱光潜在1980年撰写的《自传》中提到，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曾分别同他打过招呼，告诉他这次讨论的目的是“澄清思想”，而非“整人”。随后，他在1956年6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而后又于195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的文章。

周谷城在1957年《光明日报》刊文《美的存在与进化》，他不赞同朱光潜“美的对象是物的形象，夹杂主观成分”及“美是对于物乙的评价”的说法。他的论述并不是说生活与艺术毫无关系，而是认为，生活中真正能够引起强烈情感的部分，被艺术家捕捉、加工并赋予形象，才成为艺术。换句话说，他认为应该特别强调情感在艺术发生过程中的作用。1964年7月，《人民日报》曾专门对当时的讨论做过梳理，将“艺术的源泉”列为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并记录了周谷城的上述观点。

有批评者认为，如果把情感说成艺术的源泉，就容易把艺术的根本来源从社会生活转移到人的主观世界里去，这显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朱光潜也参与了这一批评，在他看来，周谷城把艺术的源泉和艺术创作过程中情感的作用混在了一起。艺术创作当然离不开情感，但“艺术需要情感”与“情感是艺术的源泉”并不是同一个命题。1964年，朱光潜明确把周谷城关于情感的观点同表现主义美学联系起来，认为如果把艺术的任务归结为表现情感，就会削弱艺术的思想性和认识作用。

由此，争论进一步引向艺术创作中的“情”与“理”。周谷城强调艺术作品“以情感人”，认为艺术首先作用于人的情感，并对“阶级情感”的提法有所保留，强调具体的、真实的个人情感。而朱光潜则从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际出发，认为美是主观意识与客观条件统一的产物：“如果把‘美’下一个定义，我们可以说，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文艺报》编辑部，《美学问题讨论集》（第6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

今天重新看这场争论，当然不能简单地站在哪一方。但是争论本身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1964年的美学讨论，并非只有政治概念和立场判断，它同时涉及艺术是怎样产生的，艺术家应怎样处理生活经验，情感和思想在艺术创作中各自处于什么位置等具体的理论问题。

而朱光潜写给邵荃麟的这封信，正好落在这场讨论的一个具体节点上。

今天我们从《朱光潜全集》等材料中可以看到，在周谷城发表《评朱光潜的艺术评价》后，朱光潜写下了《读周谷城〈评朱光潜的艺术评价〉书后》，这篇文章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多轮大型美学讨论的一次正面“回应”。

也正因为如此，这封信保存下来的就不只是一次普通的约稿记录。在今天看来，这个过程或许很普通：约稿、写稿、寄稿、审稿、修改，然后发表。但对于文学史研究来说，这些环节恰恰很难从已经刊出的文章中看见。

一篇文章刊登出来以后，读者看到的是最终呈现的样子；至于它为什么写、谁约的、写好以后给谁看过、有几人修改过，大概率会被埋没在历史中。而档案则保存了这些没能进入正式出版物的痕迹。这封信保存的就是这样一个瞬间：它恰好连接了当时文学史上几个重要名字：朱光潜、周谷城、邵荃麟，以及《文艺报》。

周谷城批评朱光潜的是艺术问题。而《文艺报》组织这场讨论，于是向朱光潜约稿。文章写成以后，则到了邵荃麟手里。虽然这篇文章最终并没有发表于报刊，但一场在思维火花碰撞中产生的美学争论，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有人负责约稿，有人阅读稿件，有人提出修改意见，这样才能形成一场讨论。

邵荃麟正处在这个环节中。这也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他的文学工作。他此前长期从事创作、批评和编辑工作，到了作协工作之后，仍然要直接面对作家、作品和文学问题。他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如果只用“领导者”来概括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封信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对邵荃麟作任何评价。它只是记录了一件很小的事。但正是这件小事，使一个文学史中的名字变得具体起来。

几十年后，朱光潜在信的开头写下的“荃麟同志”这四个字仍然留在这页稿纸上。它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朱光潜与邵荃麟的一次通信，也不只是周谷城与朱光潜一场美学论争留下的文字，更是一个具体的文学工作现场：一篇文章正在形成，而它在正式发表之前，曾经经过另一个人的阅读和判断。

这个人，就是邵荃麟。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