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北京,张越霞接到中组部通知:去接一名从苏联回国的女孩。通知没有说太多,只交代了孩子的姓名和大致身份。张越霞看完材料,心里满是疑惑。她知道博古,却从未听说他还有一个女儿。
事情还要从一张旧照片说起。女孩随身带着一张照片,画面中,一名苏联女护士抱着襁褓里的婴儿。照片背面写着一行汉字:“博古刘群先的孩子。”字迹清楚,落款虽无日期,却足以说明孩子的来历。
张越霞见到女孩时,秦吉玛已经不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是一名在苏联长大的少女。她身上有明显的异国生活痕迹,语言、饮食和生活习惯,都与国内孩子不同。张越霞仔细端详,发现她的眉眼和博古确有几分相似。
“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吗?”
“听说叫博古,是中国人。”
这句简单的回答,让张越霞沉默了片刻。因为博古已经去世多年,而这个孩子的存在,他直到生命终点也不知情。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少年时父亲早逝,家庭经济逐渐困难。这样的处境没有使他放弃求学,反而促使他更早接触进步思想。1926年,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在那里使用了“博古”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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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求学期间,他结识了刘群先。两人的相识,并非普通的异国邂逅。刘群先出身贫苦工人家庭,幼年生活十分艰难,曾被送作童养媳,后来进入纺织厂做工。她亲身经历过工人的困苦,因此很早便参加工人运动。
1927年,刘群先参加世界劳工大会。博古担任翻译,正是在那段时间与她逐渐熟悉。共同的无锡乡音,相近的革命经历,使两人走到了一起。1928年,他们在莫斯科结婚。婚后,刘群先生下儿子秦钢。
1930年,夫妻二人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博古前往中央苏区,刘群先因怀孕暂留上海。女儿秦摩亚出生后,按照当时的安排,被送往无锡,由博古的母亲抚养。此后,战争和工作不断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秦摩亚也长期与父母分离。
刘群先并没有停留在家庭之中。1933年9月,她陪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抵达瑞金,并承担翻译工作。长征开始后,她参与妇女队的组织与管理,和李伯钊等人一起处理队伍中的具体事务。跋涉、疾病和物资匮乏,都没有让她离开岗位。
到达陕北后,刘群先负责边区妇女和女工工作,还参与合作社建设。她曾在工厂工作,对劳动保护并不陌生。工伤补偿、女工休假、患病救助等制度,在当时的根据地属于很具体的实践,并非口号。
长征途中,刘群先已经患病。组织后来安排她与金维映一同前往苏联治病。抵达莫斯科后,她生下了第二个女儿,取名秦吉玛。孩子刚出生不久,便被送入保育机构。母亲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她,战争很快又夺走了母女相聚的可能。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刘群先不幸去世。秦吉玛先在保育院生活,后来进入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她在异国环境中长大,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照片、同伴和少量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她成为较早回国的一批儿童之一。
博古此时已经不在人世。1946年4月8日,赴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博古遇难,年仅39岁。他生前长期在国内工作,再也没有回到苏联,因此也没有机会知道秦吉玛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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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霞之所以被通知去接孩子,是因为她与博古有另一层关系。1938年冬,博古在中央南方局工作时,张越霞也被调往相关岗位。两人在革命工作中相识相知,经组织同意,于1939年底结为夫妻。
接回秦吉玛后,张越霞承担起照料她的责任。孩子进入国内学校时,最初很不适应。她不会熟练使用汉语,饮食习惯也不同,学校只好为这些从海外回来的孩子准备较为特殊的饭菜。
后来,秦吉玛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毕业参加工作前,她与同学李海渊确定了恋爱关系。李海渊家庭后来受到牵连,在一些人选择划清界限时,秦吉玛仍决定与他结婚。两人共同生活多年,直到晚年。
至于博古,秦吉玛对他的直接记忆几乎空白。她只能凭借那张照片、母亲留下的字迹,以及后来查阅的资料,一点点拼出父亲的形象。那张写着“博古刘群先的孩子”的照片,也因此成了这个家庭跨越战乱与国界留下的关键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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