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娶3个妻子，生13个子女，家庭却始终和睦，没人说他一句坏话

1959年秋，北京一间旧屋里，张恨水守在病床前，陪伴已经卧床不起的周南。这个写出《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作家，此时说话不多，只要妻子还在呼吸，他便坐在那里，仿佛这就是全部的安慰。

周南病重时，张恨水曾对孩子们说：“我和你们母亲，很多话已经不用说了。她知道我在，我也知道她在，这就够了。”这不是小说里的对白，而是一个患难多年的丈夫，对婚姻最直接的理解。

张恨水一生有过三段婚姻，子女十三人。按世俗眼光看，这样的家庭很容易生出争执，可他的三个妻子之间，竟长期保持着一种复杂却相对平稳的关系。原因不在于婚姻形式本身，而在于他始终承担着责任，没有把任何一个人简单地丢在身后。

1895年，张恨水出生于安徽潜山一个武将之家，原名张心远。父亲去世后，十七岁的他随母亲回乡，家境骤然困顿。失学的打击没有让他放弃读书，他躲进书房，靠阅读旧小说自学写作，也在乡人的嘲笑中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道路。

他早年并不顺利。跑过戏班，卖过药，也曾因生活窘迫回到故乡。1916年，二十一岁的张恨水经家人安排，娶了徐文淑。徐文淑没有文化，性情温和，婚后主要操持家务。两人的结合缺少感情基础，却在日后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某种稳定的亲情。

1919年，张恨水进入芜湖报界，后来前往北京谋生。为了养活母亲、弟妹和妻子，他同时在多家报纸工作，常常忙到深夜。1923年，他迎娶胡秋霞。胡秋霞出身贫苦，幼年曾被卖入人家做丫鬟，后来进入平民习艺所。张恨水结婚前便说明自己已有原配，她仍然选择了这段婚姻。

胡秋霞不识字，张恨水便教她读报、看小说，还陪她看电影、听戏。几年之后，她已经能够粗略阅读。这个细节很重要：张恨水寻找的并非只是一位料理家务的妻子，他希望伴侣能够进入自己的精神生活。

成名之后，张恨水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大。连载《春明外史》时，他在五十七个月里写下约九十万字；《金粉世家》问世后，更是名满京华。稿费不仅养活妻儿，也供养母亲和弟妹。徐文淑没有生下成年的孩子，便把感情倾注到胡秋霞的子女身上，家中少了一层直接冲突。

1928年，有才女愿意嫁给张恨水，但条件是让他先与两位妻子离婚。张恨水没有答应。他明白，徐文淑和胡秋霞一旦离开自己，生活很可能无以为继。这个选择未必符合现代婚姻观，却说明他不愿把责任推给别人。

1931年，北京春明女中举办赈灾游艺会，三十六岁的张恨水与十七岁的周淑云同台演出京剧《玉堂春》。周淑云读过《啼笑因缘》，又仰慕他的才华，两人由此相识。张恨水坦白说：“家中还有两位夫人，我不能与她们离婚。”周淑云回答：“只要终生相伴，我不计较这些。”同年9月29日，两人结婚，张恨水取《诗经》中的“周南”为她改名。

为减少摩擦，他没有把三位妻子强行安排在同一屋檐下，而是另租小院安置周南。胡秋霞一度要求离婚，婆婆戴氏劝她考虑现实处境，她最终留下。徐文淑则依旧安静生活。张恨水处理得并不完美，但他用经济供养、居住安排和日常照料，尽力把婚姻关系中的风险压低。

抗战爆发后，张恨水拿出积蓄创办《南京人报》，并创作抗日题材作品。南京局势恶化前，他把家人送回安徽，自己前往重庆办报。周南带着孩子冒着轰炸辗转寻夫，后来一家人住进南温泉桃子沟的三间茅屋。张恨水白天走山路上班，夜里在煤油灯下写作，周南则负责柴米、孩子和躲避空袭。

有意思的是，周南并不是只会操持家务的家庭主妇。她读诗、写诗，还把买菜、养育孩子的日常写成《早市杂诗》。张恨水拉胡琴，她在隔壁应声唱戏；他写文章，她能从残报上认出丈夫的诗。两人年龄相差近二十岁，却在长期相处中成为真正的知己。

1948年底，张恨水因报馆变故和积蓄损失病倒，随后患脑溢血，数年不能正常写作。胡秋霞与周南轮流照顾他。周南卖掉首饰和大房子，给丈夫改善饮食，自己和孩子却吃粗粮。1954年，张恨水病情好转，重新拿笔，改编小说并写下《病中吟》。

1956年，周南查出癌症，起初一直瞒着家人。到1959年病情恶化，张恨水才得知实情。他停止写作，守在妻子身边。10月14日，四十五岁的周南去世。她临终前惦记的，仍是尚未成年的小儿子。

周南离世后，张恨水常去墓地，也把两人的结婚照压在书桌玻璃下。徐文淑晚年留在安徽，张恨水为她置办房屋田产并寄生活费。1958年，徐文淑去世，临终前把两枚金戒指分别留给胡秋霞和周南。胡秋霞则陪伴张恨水直到晚年。

张恨水去世后，十三个子女没有用“偏心”或“薄情”评价父亲。他们承认父亲的婚姻有时代局限，也承认其中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但更清楚地记得：这个人一生没有停止养家，没有抛弃病中的妻子，也没有忘记远在故乡的亲人。对他的评价，便由这些琐碎而具体的生活细节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