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二圣”在河东文脉中的双重赋能探究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运城日报）

“文武二圣”在河东文脉中的双重赋能探究

郭智文 郭建平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辉煌历史。关公文化，在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淬炼成河东文化中最灿烂的文化招牌，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华和高贵品质的集合体。关公文化与河东儒学文化，在其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相互依存、共同滋养，包容兼蓄、互鉴共生，“文武二圣”在河东文脉中的双重赋能，为赓续中华文脉促进文化繁荣作出了努力。

一、关公文化与河东儒学文化产生的源头

　　1.关公文化产生的源头

　　关羽（160年—219年），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郡解县人，生活在东汉末期，早年因事从家乡逃至河北涿郡，与刘备、张飞结为兄弟，南征北战，不避艰险。建安五年（200年），助曹操解白马之围，曹操因此表奏汉献帝，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后驻守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称汉中王，任关羽为前将军，可代表刘备行事。同年，关羽率军攻打樊城，发动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由此“威震华夏”。而后遭东吴偷袭，腹背受敌败走麦城，关羽及其子关平被斩杀。蜀汉景耀三年（260年），后主刘禅追谥其为“壮缪侯”。

　　西晋太康元年（280年），陈寿所著《三国志》，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尊魏为正统，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60年的历史。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年），裴松之《三国志注》成书，就记事过于简略的《三国志》作“注”，以充实史实，查书考证，进行补阙、备异、惩妄、论辩。

　　关公生平事迹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是《三国志》和《三国志注》，这是关公文化产生和形成的唯一源头，后世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在这些史实的基础上衍生而来。

　　2.河东儒学文化产生的源头

　　河东古老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直根”。大量的考古发现、史料典籍、民间传说等均证实，尧舜禹均建都于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与根脉，尧舜禹的思想内涵、文化基因、道德精神、治国理念等，是儒学的思想根源，是构成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基础。

　　《礼记·中庸》“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春秋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创立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思想，主张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亲临曲阜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官方推崇使儒学在民间获得广泛传播。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成为国家的主体文化，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也奠定了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地位。

　　春秋末年，河东儒学的奠基人卜子夏（公元前507年—前420年？），晋国温邑人（今河南温县），是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贤之一、河汾学派的奠基人，他十五岁师从孔子，周游列国，后助孔子完成《六经》编著。孔子去世后，为师守孝三年的卜子夏，应邀请到魏国西河（现运城河津）讲学，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帮助魏文侯率先称雄，被尊为国师，培养了一大批儒学之士，使儒学文化在河东大地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被誉为“一代宗师”。

　　战国末年，河东儒学的集大成者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大儒”，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两度出任楚兰陵令，创立先秦时期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其思想集中反映在《荀子》中。他整理《诗经》《尚书》《春秋》等儒家典籍，创造性发展了儒家思想和理论，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为儒学的传承与光大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后圣”。

　　卜子夏与荀子在河东埋下的儒学种子，成为河东儒学文化的早期基因，深刻塑造着河东人的精神气质。

二、关公文化与河东儒学文化的多维赋能

　　关公文化与河东儒学文化，是一个立体化、多维度且动态化发展的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所坚守的核心价值，是对“礼”“义”秩序、“忠”“德”思想、“仁”“勇”精神的追求，无论朝代更迭或遭遇冲击，都始终维系着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凝聚着民族精神，强化着社会道德，赓续着中华文脉。

　　1.时间维度的千年回响

　　河东儒学先贤卜子夏与孔子处于同一时代，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和价值观与孔子提出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既坚守主要核心又坚持古为今用，并不断丰富完善。2500多年的传承发展，构建了河东人文传统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体系，塑造了河东人的精神品格，也为运城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文化自信。

　　关公文化经过1800多年的传承，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赓续具有重要作用，关公从历史人物到宗教神祗，再到国家祀典中的武圣，历经魏晋萌芽、唐宋奠基、元明发展、清代鼎盛，受儒释道三教推崇，得到官方册封与民间拥戴，出现县县设文庙（孔庙）和村村设武庙（关庙），关帝庙的数量远超孔庙，关帝成为全民崇拜的对象，成为跨越阶层、贯穿南北、超出国界的文化符号，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与信仰体系。

　　2.空间维度的多元包容

　　河东儒学在发展进程中，由于河东地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河东儒学在思想主张、治学精神上呈现出比其他地域更强的包容性、开放性，无论是王通提出的“三教合一”，还是柳宗元的“不主一宗”“纳佛入儒”等，都体现了不盲目排斥异质文化的长远眼光与格局胸怀。

　　关公文化自北宋以后，北方形成了以解州为中心、在山陕河洛地区竞相发展的核心区域，辐射全国，日益繁荣，以其兼容性、时代性，及其独特的实用性，衍生出祭祀文化、庙会文化、商神文化等。又随着时代发展，形成了蔚为大观、广泛传播的传统文化奇观，深深烙印于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历经千载而不衰。

　　3.教育维度的融合超越

　　河东儒学强调“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倡导“学而时习之”“知行合一”等教育观念，主张“有教无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坚持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忠君爱国、积极有为，提倡的孝顺父母、尊敬长辈等家庭伦理，使人们在工作生活中有行动、有目标、有愿景，在提升自我修养的同时影响别人，引领道德完善，促进共同成长，推进社会和谐。

　　关公文化展现出“忠、义、仁、勇”人格魅力，以及“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蕴含的古代家风建设，以及为学、为事、为人的道德标准，“学关公、做关公、悟关公”，成为人们千百年来的重要追寻。关公文化的教育引导作用，具有普世性和普适性，向周边地区乃至东亚文化圈广泛传播，帮助人们厚植家国情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

　　4.价值维度的交流互鉴

　　河东儒学具有崇尚王道、倡导仁政、兼容并蓄、经世致用、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等特点，充分展示了河东儒学文化的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不断感染着、教育着、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对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文化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独特价值。

　　关公文化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民族精神内涵，贯穿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与文化传承脉络，关公从一介武将演变成各阶层共尊共信的万能之神，历代王朝对关公的敕封，构成了国家伦理建设的组成部分，使关公形象超越地域局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核心内涵塑造着河东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人格气质、精神特点等，凝聚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标识，展现出国家意志与民间信仰的深刻融合。

　　5.实践维度的相互激荡

　　河东儒学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元素，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延伸，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聚焦构建超越个体私利、指向公共价值的追求；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富而好礼”等观念，提醒人们要有道德与社会责任，更好地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彰显河东儒学贯穿古今的当代价值。

　　关公文化从历史人物关羽出发，历经朝代更迭、社会变迁，通过宗教吸纳、文学渲染、官方推崇、民间传承等多种力量交织作用，融合忠义仁勇的伦理精神、护国安民的神异职能，成为中华传统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的重要载体，蕴含着民族价值、道德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无处不在关公文化，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河东儒学，源远流长，关公文化，千古流芳。历史长河中，河东儒学经受了岁月洗礼，形成了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行为的等多层面文化体系；关公文化在历史积淀中，也已深深融入了中华儿女的精神基因和精神品格，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文武二圣”集合着全球华人的文化认同、情感认同、民族认同，关公文化与河东儒学文化，相得益彰，薪火相传，不断激励海内外河东儿女团结奋进，锚定“一城两区三门户”的发展定位，为全面建设富裕、文明、幸福的好运之城作出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