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9月，多伦多郊外的一所老人病院里，半身不遂的张国焘听到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年掌握红军重兵的中共领导人，而是一名行动不便、需要护理人员照料的老人。
消息传到海外，并没有激起张国焘激烈的言辞。据有关回忆，他沉默片刻后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后又表示，毛泽东和自己一样，都是凡人，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这两句话很冷，也很克制。没有公开的悔恨，没有昔日争斗的细节，更没有对个人功过的长篇辩解。可若把它放回两人的政治生涯中，就会发现，这种评价背后，藏着几十年纠葛留下的复杂心态。
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于北京。1919年，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李大钊当时担任图书馆主任。毛泽东身份普通，生活拮据，常常主动同人谈论政治，却未必有人愿意认真倾听。
张国焘却是北大学生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受过较完整的高等教育，能使用英语、俄语，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颇为突出。两人的地位、气质和处境都不相同。张国焘后来回忆毛泽东，语气中明显带着轻视，认为他“有湖南的土气”，只是一个健谈、好辩的青年。
有意思的是，张国焘真正意识到毛泽东不寻常，并不是在书斋里，而是在革命遭遇挫折之后。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武汉局势紧张，许多干部被安排转移。张国焘曾劝毛泽东前往四川，认为那里环境相对安全，便于开展工作。
毛泽东没有接受。他坚持回湖南，继续领导农民运动。面对劝说，他的态度很明确：“我不甘心农民运动就这样完了。”这次选择后来被视为毛泽东政治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也让张国焘第一次看见了对方性格中极为坚硬的一面。
两人的分歧，真正发展成路线斗争，是在红军会师之后。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张国焘手中的红四方面军兵力较强，部队装备和人数都超过中央红军，这种现实差距迅速改变了他的心理位置。
中共中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川康。他认为南方有较大的回旋空间，继续向南能够发展力量。毛泽东则判断，南下不仅难以摆脱敌军围堵，还可能陷入地形和补给都不利的困境。
争论并不只是军事方案之争。张国焘要求另立“中央”，并试图以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压制党中央。毛泽东后来谈到长征中最黑暗的时刻，曾明确提到草地时期同张国焘的斗争，认为当时党内存在分裂、甚至发生内战的危险。
事实证明，南下方针使红四方面军遭受严重损失。1935年11月，部队人数大幅减少，张国焘不得不重新北上。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中共中央对张国焘仍采取争取政策，任命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但张国焘并没有真正完成思想转变。1938年4月，他以到黄帝陵祭扫为由离开延安，随后投奔国民党。毛泽东曾对他的妻子杨子烈说，若能把张国焘劝回来，将是共产党的大功臣。这个表态，既有争取的意思，也说明党中央当时仍不愿把关系彻底推向不可挽回。
张国焘投蒋后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却没有成为蒋介石所期待的“重要帮手”。他既缺乏可靠的情报价值，也无法重新建立政治影响力。国民党败退后，他先到台湾，后经香港，于1968年底前往加拿大，靠撰写回忆录和有限收入生活。
晚年的张国焘长期寄居在养老机构。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他已经中风，行动困难，生活需要他人照料。记者问及毛泽东时，他没有像回忆录中那样细数旧日争论，而是承认毛泽东具有非凡的政治魅力和组织能力，认为他出身农民，对平等有强烈诉求，一旦认定现实偏离理想，就会采取激烈而非常规的行动。
这段评价并不等于认错，也谈不上完全肯定。张国焘仍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但他无法否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导地位。曾经的竞争者，一个在北京逝世，受到全国悼念；另一个则在加拿大病院里听到消息，平静地说出“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终年82岁。毛泽东逝世时83岁。两位中共一大代表，早年共同进入革命洪流，后来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最终分别葬在中国与异国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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