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文革”前的文化领域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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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文化领域的大批判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04期

作者：薄一波

本文是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的一篇。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前夕开展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作了系统的论述。值得阅读。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随着城乡“四清”运动的开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断升级，特别是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更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性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和各个领域批判的开展

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虽然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就已经逐步展开，但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还是在毛主席做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

第一个批示写在中央宣传部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这期情况汇报登载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毛主席看后，于1963年12月12日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同志，并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的下面，毛主席还做了如下的批注：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后来公开发表时，删去了前一段批语的第一句，将两段话联在一起，题为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毛主席把这个材料批给彭真、刘仁同志，说明他对文艺工作特别是北京文艺工作的不满意。

第二个批示写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第一个批示做出后，文化部党组立即检查近几年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5月8日，中央宣传部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还未定稿，江青就抢先把它送给毛主席。6月27日，毛主席在这个报告草稿上写下了如下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关于两个批示的更详细背景可见此链接：历史杂记｜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毛主席的这两个批示，对我国的文学艺术界，对文联所属各个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大多数刊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应该说，我国的文学艺术，当时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就拿戏剧来说，建国以后虽然创作了不少反映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剧目，并对一些旧剧目作了整理和改编，但与舞台上大量演出的基本原封不动的旧戏相比，还是显得太少。当然，对于旧戏不能一概否定，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健康的，有的是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的传统美德的，有的还含有治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深刻启示，对人们有积极的教育作用；有些虽然没有什么教育作用，也没有明显的不健康的内容，可以调节群众的文化生活，使群众在劳动、工作之余得到娱乐。特别是有—-些剧目，经过长期的千锤百炼和艺术家们的不断创造，具有优美的唱腔、音乐、舞蹈和脍炙人口的唱词，可以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品来欣赏，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但是，在社会主义的戏剧舞台上，旧戏毕竟不应占据主导地位，应该多创作反映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新剧目，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和提高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以激励人民的斗志，使他们为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开拓、创新、不断地团结奋斗。就文联所属各协会和他们掌握的一些刊物来说，工作中确实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毛主席对这些缺点提出批评，是应该的。

但是，毛主席的批评显然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建国以后，文联所属各协会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努力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工作，各个方面都出了不少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总的来说，我国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各个艺术部门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然而，由于毛主席对“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两个批示对各个文艺部门和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收效甚微”，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变成“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困体。这就不符合客观实际了。另外，批示中对一些间题的性质也过分夸大了，没有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好象旧戏等过去的文艺统统是封建主义的，外国的文艺统统是资本主义的，反映这些东西就是“死人”统治着。这样，就把古代的、外国的文学艺术完全否定了。采取这种态度，必然导致否定一切、横扫一切的“左”的错误。

本来，毛主席历来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为讲分析、大有益；提倡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主张多一点唯物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这些倡导都是很必要很正确的，并且在党内教育和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干部和党员。然而，他在做两个文艺批示时，由于不适当地强调阶级斗争，根本的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失误，观察问题的方法也就随之扭曲了，离开了科学的方法论轨道，自己违反了自己所倡导的正确原则和方法。这个不幸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这两个批示做出以后，文艺界立即掀起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等同志受到批判。

文艺界的大批判，很快扩展到其他领域。从1964年起，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经济学界批判了孙治方同志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史学界批判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以及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让步政策”论，等等。一时间，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个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现在重新回顾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两个批示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历来认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他们是历史的主角，因而他们在文艺舞台上也应该是主角。可是在旧戏中，帝王将相、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成了主角，劳动人民只是配角，只能跑龙套，有的甚至被丑化了。他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应该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把这种局面改变过来，对旧戏加以改造。早在1944年1月9日，他在延安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之后，在写给作者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中，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从这之后，他一有机会，就阐述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总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为戏剧事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正确的方向。

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毛主席对旧戏并没有一概否定。他对于《西厢记》、《白蛇传》、《宝莲灯》、《十五贯》、《打金枝》、《刘三姐》、《生死牌》等剧，都曾加以肯定甚至表扬过。直到1962年12月21日，他在同华东省市委书记的谈话中，在批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提出“东风要占优势”，表扬“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的同时，还认为“有害的戏少”，《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

但是，随着国际反修斗争的开展和国内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批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毛主席就逐渐把文学艺术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同阶级斗争和所谓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在1962年8、9月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在强调大抓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提出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尖锐地指出有人“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的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到各地视察工作，在了解各地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时，又提出文化领域的问题，并首先对戏剧提出批评。12月21日，他在同华东省市委书记谈话时指出：“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后来，随着国内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的发动，毛主席对文艺界的问题看得越来越重了。1963年5月8日，在制定《前十条》的杭州会议期间，他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9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反对修正主义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推出去，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11月，毛主席又对《戏剧报》和文化部接连进行了两次尖锐的批评，他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根据毛主席对文艺界的这种批评和认识，他做出两个批示也就不难理解了。

两个批示做出以后，毛主席对文艺界和文化部继续进行了多次批评。1964年7月5日，他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说：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8月20日，我向毛主席汇报计划工作方法革命化问题时，他又说：文化团体也要赶下去。文化部可以改为“帝王部”，最好取消。农村工作部可以取消，为什么文化部不可以取消？11月26日，他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文化系统究竟有多少在我们手里？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或者是一半？还是大部不在我们手里？我看至少一半不在我们手里。他甚至说：整个文化部都垮了。

对文艺界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中央有责任，他也有责任，因为他是主席嘛，所以提出不应贵备陆定一同志。1964年9月4日，他在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说：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二十年前我就讲过，文艺界要为工农兵服务。可是这十五年我们没有很好抓，这还不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196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同华东局委员们的谈话中指出：对中央部门，我们这些人抓迟了。唱京戏，文艺工作，在十多年前我放过空炮，这只能怪我，谁叫你放了空炮，不实际抓呢。结果文艺为资产阶级服务，帝王将相在台上乱跑，劳动人民在台上只能打旗子跑龙套。现在可要改一改，让劳动人民在台上跑，让劳动人民当主角。要根本一风吹，把旧戏里帝王将相吹掉。由于毛主席认为过去自己没有很好抓，没有抓紧，文艺界才发生了那么多问题，现在要“改正错误”，要自抓，要抓紧，于是接连做出了两个批示。

两个批示的做出，与江青、康生等人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文艺界的问题肆意加以渲染和夸大，也是分不开的。

汇青早就有政治野心，一直对她不能“参政”心怀不满。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余公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以后，她伺机而动，立即向毛主席反映了很多所谓文艺界的“问题”。至于康生，早就与江青互相利用，这时更是一拍即合。

在1961年前后，康生、江青曾极力从右的方面干扰文艺调整工作，强迫一些剧团演出久已禁演、停演的戏给他们看，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时他们又换了一副“左”的面孔，对文艺界特别是戏剧、电影等进行全盘否定。1964年6月11日，康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中，把部分演员的高薪直接同所谓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他说：“这一部分人如果不好好地改造，他就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的一部分”。6月23日，康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京剧剧目大部分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封建的忠孝节义那一套，真正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好东西很少，或者没有”，这是“严重的问题，而十几年来，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接着，汇青列举了一系列数字，说明在舞台上“主要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早两年还有一些牛鬼蛇神”。她说：这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会起破坏作用的，这绝对不是替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而是替“地、富、反、坏以及资产阶级分子”等少数人服务。

对于江青、康生的活动，上海的柯庆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1963年2月，他在上海的春节团拜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说不演十三年的戏就不看。随后在他的支持下，在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组的代表发言强调：电影、戏剧中现代的、革命的题材太少了，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题材太多了，外国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经有些“喧宾夺主”、“泛滥成灾”的味道，应该采取解决的措施。12月25日，他在华东区话刷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又指责说：戏剧工作“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柯庆施的“幕僚”张春桥，则与江青直接联系，一再制造事端。

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于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看法，认为文艺界已滑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不能不有所影响。在6月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曾同康生一起插话说：唱戏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根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当康生在谈到高薪演员等属于高薪阶层时，毛主席补充说，包括高薪文学家，高薪教授，高薪科学家。对江青6月23日的发言，毛主席也很欣赏，于6月26日批示：“已阅，讲得好。”

当时对一些文艺作品和演出的大批判，也是由康生、江青等乘机发难、策划和组织的。例如对长篇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就是由康生支持搞起来的；对昆曲《李慧娘》及廖沫沙同志写的《有鬼无害论》的批判，则是在柯庆施支持下由江青组织人写文章的；对《红河激浪》、《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干里》、《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等十多部电影及田汉同志写的京剧《谢瑶环》的批判，也是由康生、江青最早点名的；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批判，是由康生报告毛主席并由他亲自组织的；对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两本书的批判，是康生首先作出批示的；对孙治方同志经济观点的批判，也是首先由康生、陈伯达定性并报告毛主席的；戚本禹在史学界的“革命”，是直接得到江青支持的。后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更是由江青一手策划的。这些事实说明，对这些批判的开展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康生、江青等人起了始作俑者或者推波助澜的极坏作用。

二、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从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进入新阶段。

（见：资料备忘｜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全文））

在此之前开展的大批判，虽然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还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性质则完全不同了。

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

1959年4月5日，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为此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道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作者注），很有荣誉。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的勇敢？毛主席还说，他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同志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会后，胡乔木同志把这个精神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同志很快写成《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1959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9月17日，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海瑞》一文（此文经胡乔木同志审阅修改——作者注）。这时庐山会议已开过，他还专门在末尾加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字。在这之后，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请吴晗同志把海瑞的事迹编成一出戏。吴本来不会写戏，但盛情难却，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新编历史京剧《海瑞》。

这出戏根据戏剧界的意见七易其稿，剧名也根据他的一位朋友的意见改为《海瑞罢官》，于
1961 年初由北京京剧团上演。（见：名人轶事｜《海瑞罢官》剧名的来历（外一篇｜写在香烟纸上的国歌））

这说明，吴晗同志当时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及《海瑞罢官》一剧，与庐山会议罢彭德怀同志的“官”并无联系。毛主席当时也没有指出有什么问题。可是在姚文元的文章里，却说《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把剧中写的“退田”、“平冤狱”，与1961、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反映”，“《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对于姚文元的这种政治陷害，当时许多历史学家极为气愤。而康生却从政治方面“发现”问题，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 日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的如下谈话：

戚本禹的文章（指发表于12月6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不点名地批判了以翦伯赞同志等为代表的“反动历史观”——作者注）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第二天，毛主席在同彭真同志等人的谈话中，又讲了这个看法。

这样，经过康生的“发明”，毛主席的肯定，《海瑞罢官》这出戏，不仅成了所谓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而且升级为所谓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严重政治问题了。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顺藤摸瓜，批判的范围越来越大，揭出的“问题”越来越重，被打倒的人越来越多。由批判吴晗发展到批判“三家村”，由批判“三家村”又发展到批判全国各地的“黑店”、“黑帮”。“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也就由此引发了。

需要指出的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1964年，她曾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但遭到拒绝。于是，1965年2月，她又跑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姚文元着手撰写批判文章，并对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实行保密。

1967年2月3日，毛主席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谈及批判《海瑞罢官》时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出了稿子交给我看。

同年5月他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作者注）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这说明，批判《海瑞罢官》的这篇文章，是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江青一手组织的。（见：历史杂记｜“文革”的导火索——《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关于这种情况，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曾炫耀过。她说：“在文化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这样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她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这“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

按照正常情况，对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和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应该事先同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打个招呼。但江青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一直对彭真、陆定一问志，对北京市委及中央宣传部严加保密，发表前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因此，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无疑是对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和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的一次“突然袭击”。正因为如此，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抵制，十八天内北京各报刊没有转载。毛主席看到北京按兵不动，立即指示上海把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由于不明真象，北京市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

11月29、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被迫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由彭真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分别审阅定稿的编者按，也都把《海瑞罢官》的问题看作学术问题，认为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与此同时，彭真同志还让邓拓同志以向阳生的笔名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让吴晗同志写了一篇自我批评，分别发表在12月12日、27日的《北京日报》上，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并保吴晗同志过关。这更激起了毛主席的不满。12月21、22日，毛主席在杭州做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的谈话。后来，这些分歧直接导致《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的产生，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三、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二月提纲》，即由彭真同志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与毛主席当时的谈话精神有明显的不一致。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提纲呢？这要从1965年底毛主席与彭真同志的谈话说起。

上面已经说过，1965年12月22日，毛主席曾向彭真同志等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但是，彭真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向毛主席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由于彭真同志的坚持，毛主席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12月26日彭真同志由杭州到上海后，向张春桥等人转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意思。

正因为毛主席同意（尽管比较勉强）先不对吴晗的问题作政治结论，所以才有1966年2月3日彭真同志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夏天由毛主席提议成立的。当时，在毛主席那里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和康生参加。毛主席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同志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同志主持。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在7月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真同志汇报了毛主席要成立五人小组的事情，会议决定：根据毛主席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同志组成五人小组，“并以彭真同志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

在1966年2月3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许立群、胡绳同志等七人列席了会议—作者注）上，彭真同志提出了“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彭真同志还说：象郭（沫若）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许立群同志在发言中谈到关锋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康生在会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同志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护，并且要依掌他们做骨干，组织队伍，积极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当时两种思想的初步交锋。会后，彭真同志不顾康生的反对，要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同志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他修改定稿。2月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前将《汇报提纲》送给常委同志，并让许立群同志在会上做了汇报，他插话做了说明。2月8日，彭真同志又和陆定一、许立群同志专程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当时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主席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同志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书席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回北京后，彭真同志让许立群同志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由小平同志批发，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汇报提纲》不可避免地也带有一些“左”的提法。但是，《汇报提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另外《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很明显，《汇报提纲》是针对当时那些“左”的主要观点而写的，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发生更大的社会混乱，其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但是，《汇报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的许多提法，是同毛主席的意愿不相符合的。2月8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实际上是不同意的。

1966年3月28、29日，毛主席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我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4月22日，毛主席在杭州的讲话中又说：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二月三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由于《月提纲》这件事，毛主席进一步加深了对彭真同志的不满。

至于江青、康生等人，对《二月提纲》更是不能容忍。在彭真同志主持制定这个提纲的同时，江背到苏州请求林彪支持，她后来说是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支持她发动进攻。然后，她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写成纪要送给毛主席，这就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予以全盘否定，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说：“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毛主席亲自对《纪要》修改了三遍，作了11处修改，加写了如下的一些话：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有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等。4月10日，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将《纪要》批发全国。指出：“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这个《纪要》的发出，明显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表明毛主席已下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

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说：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在1962年被撤销，意思是中宣部不要象农村工作部一样因“犯错误”而被撤销——作者注）。

3月28日至30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同志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同志在电话中讲了“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作者注），批评说：

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主席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

他还要康生告诉彭真同志，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道歉。

从这几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已下决心批判彭真、陆定一等同志，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五人小组的“问题”，由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于是形势急转直下。

3月31 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总理、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三次谈话。4月9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康生传达了毛主席的谈话。彭真同志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会议对彭真同志进行批评，康生系统地批评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同志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

（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4月12日，陈伯达起草好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主席及其他领导人。14日，毛主席对《通知》草稿做了重大的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话。

4月22日至24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22日下午的讲话中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毛主席还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的观点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24日，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反复审改的《通知》修改稿。

4 月28、29日，毛主席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

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并说：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潛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至此，彭真同志的被打倒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已是无可挽回了。

根据毛主席的安排，从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并于5月16日通过了陈伯达起草、毛主席做了八次修改的《通知》（习惯上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文化革命要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主席在修改时加上了这样几段特别尖锐的也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带指针性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

“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这样，批判和夺权就不再限于文化领域，进一步扩大到党、政府和军队等各个方面，而且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央一些主要领导同志，“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完整地制定出来了。所以这个《通知》一发出，一场“政治大革命”即十年动乱就全面爆发了。

四、历史的教训和启迪

“文化大革命”前这场文化领域的大批判，导致了十年动乱，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早在1965年3月3日，彭真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讲过：前一阶段的文艺和理论批判“有些问题，搞得人家不大敢写文章、写剧本了，连新华社有一阵一天只来四五篇稿子，这个现象偵得我们警惕”。他说：“要保护一批”人，“不要随便展开批判”，文化部的问题“不要下面同志都承担责任”，“搞得大家都灰溜溜的”。“要注意有些人不是研究学问，靠攻别人岔子出名”，对批判“要有个控制”。他的这个正确意见在当时不仅未被采纳，批判的浪潮反而愈演愈烈。结果连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也被迫进行检讨，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家和史学家郭沫若要求辞职，造成了我国的文化事业长时间内百花淍零的令人痛心的局面。

回顾这场批判运动，我们从中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呢？我觉得主要应从如何正确处理好政治任务和文化工作的关系，如何按照文化事业本身的规律和特点领导文化工作上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文化，一般是指精神生产及精神产品。同政治、经济、军事等一样，它也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记得周总理1961年曾明确讲过：“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要按照它的规律办事。文化虽然是政治、经济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为政治、经济等服务的，但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发展规律。它与政治、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很独特的，不能用简单的是与非去武断。由于精神产品生产方式的不同，需要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进行个人创造性的劳动。又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经历、条件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体验不同，表现手法和表达方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观点、风格和流派。只有充分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成果，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才能促进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办法，那是不会有像样的文艺创作的，更不用说出现伟大的作品了。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是十分重视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文化战线的作用的，也是力图按照文化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领导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党正确领导文化工作的代表作。为了适应建国后文化工作大发展的需要，毛主席于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又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要“百家争鸣”，1956年明确提出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国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为科学、文化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陆定一同志在解释这一方针时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个方针做了更加全面、系统的阐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

正是在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建国以后我国科、教、文战线才有可能取得重大的成就。

如果不发生1957年下半年以后的“左”的错误，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会出现更加繁荣的局面。

但是，从1957年夏季开始，我们党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看得太重了，夸大了，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放到了不适当的地位上，甚至以为把这件事办好了，社会主义就能巩固了。其实，经济才是基础。不仅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顺利发展的基础。因为人们只有解决了吃穿住行用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事业；只有具备经济实力，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才有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条件。这是马克思义唯物史观的最基本的观点和常识。经济搞不上去，不管用多少心思，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不是说有错误不该批判，问题是任何时候批判一个人的缺点错误，批判一项工作、一个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或不正确的倾向，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该用什么办法解决就用什么办法解决，而决不能牵强附会，决不能无限上纲，决不能把什么都往政治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上靠，更不能搞成一种政治批判的群众性运动。把文化等同于政治，就必然违背文化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越干预就越乱套。我们党吃这方面的亏，确实太多了。至于江青、康生者流，借文化批判“发难”，借此以图私，别有政治用心，则另当别论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经过十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我们党终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迷雾中走了出来。既不忽视在我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又坚决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科学文化艺术事业要按自身的客观规律办事。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小平同志又进步阐明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他指出：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下涉。”

在这些正确指导思想和正确方针的指引下，十多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十多年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就一帆风顺了。不是的，前进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有些矛盾和问题有时还相当突出。例如，一方面过去留下来的“左”的思想影响尚未完全肃清，不时妨碍思想文化工作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又发生过“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其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有干扰，并不奇怪。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经过多次磨难和各种社会政治风浪的考验，我们的党毕竟从正反两面经验的反复比较中更加成熟起来了。……这也就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我深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抓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恐怕不止是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难题；在文化领域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也不止是我们一个党存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的共产党可能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都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与之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大都实行了严格控制的方针。在新生的人民政权尚不巩固的情况下，注意对思想文化工作、对意识形态领域加强管理、严格要求，以至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实行一些必要的控制是需要的、正确的，但是不能乱加行政干预，不能违反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国内国外的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动不动就在思想文化领域大抓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无论如何是行不通的，是不能允许的，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危害极大。所以会发生这些现象，这固然有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方面的原因，也与对社会主义的一些片面理解和“左”的认识密切相关。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至今仍是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防止、排除“左”的右的和其他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仍是我们在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过程中需要经常注意和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讲得好：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只要我们深刻理解小平同志这一指示的深刻意义，始终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坚持按照文化事业的客观规律以及反映这种规律的党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办事，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开创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不断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丰硕成果。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