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打光5吨炮弹，东北民主联军被误炸，从此我军炮兵天下无敌

斯大林曾说：“炮兵是战争之神”。火炮能在数公里以外，对敌重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从而有效摧毁敌人工事，给前进中的步兵扫清障碍。在苏德战争中，追求大口径火炮作战的苏联军队，就曾将火炮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二战时期，苏联拥有10个突击炮兵军、32个突击炮兵师。光是苏联红军一线野战炮兵师装备有76毫米野战炮60门，122毫米以上口径榴弹炮45门，152毫米加榴炮30门。苏联红军在“精准不够，数量来凑”的指导思想下，甚至制造出了一秒连射16发火箭弹，8000平方米没活物的超级战争“怪兽”----喀秋莎火箭炮。仅斯摩棱斯克战役，苏军的7门喀秋莎火箭炮就把德军的火车站瞬间炭化成渣，以至于德军惊恐地称呼喀秋莎火箭炮为“斯大林的管风琴”。同样，在重视大口径火炮作战的日军中，日本在侵华初期就组建了五个重炮旅团，日军的重炮旅团下设有两个重炮联队，每个重炮连队中都装备着30至40门九六式150mm重加农炮和20门九零式240mm重加农炮等各类型的重炮。以九零式240mm重加农炮为例，该炮光炮弹重量就达到了185公斤，射程16公里，爆炸时所产生的杀伤半径就超过了80米。一发炮弹打到对方构筑的野战工事上，一个排的兵力顷刻间就会被炸成粉齑。在抗日神剧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日军士兵作战是手持掷弹筒或迫击炮先来一顿猛轰，然后再叽里呱啦来一曲“板载冲锋”。但在真实的战场上日军所使用的重火力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因此，很多影视剧中所谓的抗日战争画面的描述实际上已经严重偏离了客观事实。

对于近代战争中火炮的重要性，我军在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时代，工农革命第四军在8门迫击炮的基础上成立迫击炮连。到了1934年7月，红三军团以1个山炮连、2个迫击炮连和1个辎重连为基础上，成立了我军历史上首个炮兵营，炮兵作为一支独立军种开始登上红军的作战舞台。不过，此时的炮兵所使用的火炮基本上都属于轻型武器，绝大部分都以山炮、迫击炮等易于人驮肩扛、马拉骡背的火炮构成。其作战效果由于受到射程短、炮弹少、爆炸威力不足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使用起来往往无法体现出集群式火力覆盖的打击优势。尽管轻型火炮在本身有着诸多缺陷，但当时中国军队能成建制装备上迫击炮、山炮等火炮的，放眼国内军力绝对算得上“一流”的装备水平了。姑且不论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装备水平，就以正规的国军为例。据一项统计数据显示，1935年至1937年间，金陵兵工厂迫击炮生产线两年时间内仅能生产出1100门82mm迫击炮，即便年产量如此稀少的迫击炮，往往也只能优先列装到国军精锐部队中来，一个一百多人的连，迫击炮也不过四至六门，国军其它部队都没见到迫击炮的影子，更别奢谈穿着草鞋，连饭都快吃不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了。在14年的抗战中，迫击炮、山炮等轻型武器非常稀缺的年代里，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攻克日伪军据点，常常挖空心思尝试各种“土办法”来消灭日伪军。比如八路军山东纵队鲁中军区就曾掏空榆树，裹上铁皮做炮筒，点火后炮筒即炸；用湿棉被裹上八仙桌顶着日伪军的枪林弹雨冒死冲锋；利用风向向敌人的据点撒胡椒面等等。火炮配备的极度稀缺、火力输出的严重不足，使得我军在对敌作战中，往往不得不另辟蹊径来弥补自身的劣势。1943年8月，新四军淮海军分区司令员钟伟，在攻打苏北重镇高沟时，面对日伪军轻重火力网交织的高沟镇，在一轮又一轮的冲锋失败后，钟伟创造性地用挖沟破敌的战术，将一条条深沟直通城墙下炸开了敌军固若金汤的城池，从此，八路军和新四军有了“挖沟攻城”的新战术。

我军在攻坚作战中频频告急的炮火劣势局面，使得八路军和新四军伤透了脑筋。总部高层为了解决这个顽疾，先后设立了黄崖洞兵工厂、梁沟兵工厂、胶东兵工厂等一批生产武器弹药的后方基地，这些兵工厂除了能自主生产枪支弹药，而且还能仿造迫击炮等轻型火炮。一批批兵工厂的设立，极大改善了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弹药情况，但火炮配备不足、火力普遍较弱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军在增强轻型火炮自主研发能力的同时，也在战争中以缴获方式收缴了数量众多的敌人火炮，这其中不光有迫击炮和山炮等轻型火炮，更有一批重型火炮。譬如，1947年的鲁南战役中，陈毅、粟裕率领的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于此役中缴获国军坦克24辆、各类火炮200余门，而200余门火炮中就有48门美式M101式105毫米榴弹炮。美式M101式105毫米榴弹炮是美军于二战期间支援给各个盟国的重型火炮武器，其以低廉的价格、简便的设计和火力适中的特性，深受世界各地的广泛欢迎。作为美军的盟友，蒋介石集团自然从美军手中订购了不少。粟裕在战场上缴获到了48门来之不易的榴弹炮后，立即将其组建成了一个加强榴弹炮团。重型火炮由于对操控技术的要求较高，且对文化程度也有着较高的要求。粟裕便将俘虏来的国军炮手继续用来驾驭火炮，再从步兵各班中择取思想作风过硬的班长具体控制火炮的鸣放，这样一来我军确保了对榴弹炮团的绝对掌控。1947年的泰安战役，粟裕就用这个刚刚组建不久的榴弹炮团狠狠地砸向了固守泰安城的国军第72师。72师在我军炮火的覆盖下死伤惨重，师长杨文泉见固守无望急匆匆向南京请求支援。南京的答复却是：“顶住！顶住！”杨文泉怒火冲天地吼道：“顶不住！野战军有大家伙！”杨文泉所说的“大家伙”就是指粟裕的美式榴弹炮，其实，72师也有榴弹炮，不过跟粟裕的榴弹炮团相比较起来，仅仅只有4门。

南京方面在收到了72师的请求时，半晌以不可思议的口气在电话中询问：“野战军是小米加步枪，哪里来的大家伙？”气昏头的杨文泉急吼吼：“野战军的大家伙，还不是你们在鲁南战役送给人家的！”，说完便摔下了电话，旋即就成了我军的俘虏。事后，杨文泉被俘感慨道：“你们有这么多大炮，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你们的炮兵火力组织得这么好，步炮协同得这样密切，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正是由于粟裕卓越的远见，华野炮团的攻坚能力极为出色，是唯一可以比肩四野炮团的部队。当然，有看好重型火炮的，自然也有轻视重型火炮的。重型火炮对于当时机械化远未起步的我军来说，因其体积巨大、牵引不便，且对操作人员的文化程度要求较高等客观因素，军中很多高级干部都不愿意拖着炮团这样的“累赘”四处行军作战。1939年秋，山东八路军在梁山伏击日军时，缴获了两门意大利野战重炮。八路军战士赶紧找来16头壮牛拉炮，那炮却在原地打转，无论如何都拉不走，后来好不容易把两门意大利重炮拉走没多远，由于嫌重炮连累行军作战，八路军首长居然下令把重炮沉到了湖中。部队中的军事主官有斯如此，可见当年大多数将领对重炮的偏见了。然而，我军当中并非所有的军事主官都对重炮抱有成见，除了粟裕对重炮团的建设极为重视，“旋风司令”韩先楚也非常看重炮团的组建。早在1946年2月，韩先楚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四纵队副司令员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向南满军区开口要了一个炮团，别人不要的炮团他都要，别人视为“累赘”的炮团，他一概照单全收，甚至后来都到了整个南满军区的炮团都捏在了韩先楚的手中。

韩先楚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四纵中炮兵遇到困难优先解决。特别是炮弹，韩先楚规定不管平时打不打仗，后勤部门的主要任务就一条：给老子卯足劲地向上级要炮弹。炮弹不嫌多，越多越好，反正有机会就向上峰伸手要。在韩先楚近乎癫狂开挂的狠抓之下，四野的炮兵力量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据《东北解放战争纪实》、《辽沈决战回忆录》等相关文献史料记载：1946年5月，四野各种火炮700余门，炮弹50多万发。1947年3月，我四野就有9个炮兵团，下辖27个营120连。到扫平东北四野入关后，四野的火炮竟达到了惊人的1260门。四野有如此强大的火炮实力，横扫天下注定了都是理所当然的趋势了。不过，四野的前身即东北民主联军刚开始使用火炮时，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顺畅，尤其是韩先楚刚到东北时，作为四纵副司令员，麾下的炮团在参加沙岭战斗中，却给了他狠狠的一个“下马威”。韩先楚的四纵炮团在打光5吨炮弹后，不仅没有炸到敌人，反而把同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三纵炸懵圈。1946年，刚刚结束14年抗战的中国人民热切盼望和平建国，延安与重庆开启了新一轮的谈判，在美国代表马歇尔的调停下，敌我双方代表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国内表面看来似乎逐渐走上一条和平建国的“康庄大道”。可事实上，在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夜晚，国府悄然向东北地区增兵，东三省的国军总兵力由13.4万人猛增至28.5万人。同时，国军在东北“剿总”杜聿明的指挥下步步压缩东北民主联军的战略活动空间，企图一举将我军围歼于铁路交织的东北地区。面对国军咄咄逼人的态势，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决定集中三纵和四纵共计三个旅外加一个炮团的主力，对盘踞在沙岭村的国军新6军22师66团2000余人予以歼灭。

廖耀湘的新六军列装着清一色的美式装备，且接受过美军的整训。该部队曾于缅甸的同古地区以一师之力暴打日寇两个师团，新六军因此被称为国军中的“虎师”，精锐中的王牌主力部队。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兵分五路分别从五个方向，向新六军22师盘踞的沙岭村、七台子村和马家店村发起了攻击，四纵的炮团则设在辽河以东的四方台村，以增援攻打沙岭村的28团。沙岭战斗开始后不久，敌我双方激战陷入了白热化，东北民主联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朝着沙岭村展开了猛烈攻势，两支进攻的部队遭到了重大伤亡，很多营级指战员战死沙场。而此时，韩先楚的四纵炮团在2个小时内，打光了5吨炮弹后不仅没有扭转战局，反而给东北民主联军的三纵造成重大误炸伤亡。据《第四十一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记载：“山野炮阵地设于沙岭东南，而其他火器亦因阵地不当或太远，根本不能支援主突方向作战，打了不少炮弹，但很少命中，有的甚至打到了自己，使攻击部队失去火力支援。”当时参与战斗的四纵老兵也曾回忆：“参加沙岭战斗，发射5吨炮弹，几乎无一命中，倒是误炸了参与助攻的三纵28团，当时就牺牲了不少人，支援步兵作战成了一句空话。”沙岭战斗几个昼夜下来，东北民主联军歼敌674人，自己却伤亡了2157人，属于典型的“杀敌八千自损一万”。战后，四纵司令员吴克华在总结中无比痛责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通常是在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的巩固的根据地里进行游击战和小规模的运动战、攻坚战，如今面对的全是美械装备或半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他们一开始便成师成团地向我们进攻。我们的战术动作和通讯联络都跟不上突变的战争规模。”

显然，吴克华意识到了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拿抗战年代的打法对付国军精锐已经不奏效了，而韩先楚也在战后总结教训时说：“四纵不提高战术技术打不了胜仗！”由此可见，以韩先楚为代表的我军将领纷纷认识到了沙岭战役之所以出现大面积的误炸，酿成了误炸己方战士的惨痛的伤亡的教训，不仅是战争态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更多的是我军在尚未来得及应对战争新形势前，没有以科学的手段快速提升炮兵们的实战技术水平，以至于“赶鸭子上架”的炮手们在硬着头皮的情况下冒冒然参与了一场决定成百上千人生死的战斗。沙岭战役作为解放东北诸多战役中的一幕，虽然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它留下的惨痛教训成为了我军不断砥砺前行的鞭策和动力。我军在此后历次作战中，不断克服各项困难，努力提升炮兵的军事技术水平，终于使得炮兵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现如今，中国的炮兵规模世界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仍旧保留炮兵师的国家之一，同时，我们拥有着世界上保持战备状态规模最大的炮兵部队，说中国的炮兵力量堪称天下无敌毫不过分，当然，在我们引以为傲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一切都少不了解放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英雄炮兵们的功劳。当黑隆隆的炮口剑指苍穹，当剧烈燃烧的火焰随着撕裂空气的炮声响彻云霄，谁能不为自己祖国的强大国防力量欢欣鼓舞呢？谁又能不为我们的人民子弟们倍感自豪呢？致敬祖国！致敬英雄的炮兵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