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梅姨”到谢某梅：出租屋内一贫如洗，但有她“儿子”的几张照片｜封面深镜

封面新闻记者 杨峰 见习记者 吴凯文 广州、济南报道

广州北部的一个城中村里，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知道那个又捡废品又卖芒果的女人叫什么。直到警察上门，邻居们才知道，她就是那个被寻找多年的“梅姨”。

她的落网，也让寻找了她近十年的申军良，第一次知道了她真正的名字——谢某梅。

在此之前，申军良认识的“梅姨”，很长时间里只是一些不断变化的碎片：一幅画像、一处可能出现过的地点、一个不知真假的姓名。十五年寻子，近十年寻找“梅姨”。如今，那个模糊的女人终于从一个代号，变成一个有真实姓名的人。

他和众多被拐家庭寻找的谜底，最后落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落网前：

芒果、废品与十平方米

2026年9月9日，广州。

梅姨最后租住的房间，在一栋七层民房的一楼。

房间不足十平方米，卧室和卫生间挤在一起，里面放着两张上下铺床，留给人走动的空间不多。房东告诉封面新闻记者，落网前，她以“谢某珍”的身份和他签订租房合同，在这里已经住了近一年，每月租金500元。

谢某梅最后生活过的房间（模糊处理）。摄影：杨峰

一开始她独自生活，后来把一个自称是她“儿子”的男子接了过来。

附近居民记得，这个年轻男子看起来二十五岁上下，“有些傻乎乎的”。有人听说，他是梅姨前夫的孩子。早些年智力障碍症状不明显时，他曾去外地打工，后来病情加重，便跟着她一起生活。

居民的记忆共同拼凑出“母子”二人的生活：下午，梅姨会带着三轮车出门卖芒果果切，直到半夜十二点多。有时芒果卖不完，她就分给附近的人。不卖水果的时间里，她就去捡废品。

距离“梅姨”出租屋最近的便利店老板表示，“梅姨”生活极为拮据，很少来店里消费。她的“儿子”偶尔会拿一两元的零钱，到附近小店买菊花茶这类饮料。“梅姨”外出必经道路上的饭店老板表示，没有见过她在饭店用餐。邻居也说，她平常都是买菜回家自己做饭。

记者访问的多位位该社区居民，在看了警方公布的“梅姨”画像后，均表示“梅姨”长得和画像不像，在居民的共同记忆中，“梅姨”的身高在1.6米左右，体重70至80斤，瓜子脸，头发有些花白，脸上的皱纹很多，肤色偏白。

知情人向记者提供的“梅姨”的微信号显示，其头像没有照片，微信昵称是“瑜珍2”。朋友圈很少发内容，最近的更新停留在被带走前的两三年：2023年4月21日，她发过一张照片——一扇红褐色铁门上挂着一把银色锁头；2022年2月18日，她发过一张健康码截图，显示其所在地是广州，名字是谢某珍。

在这个社区里，她曾辗转住过不同的出租屋。社区依山而建，密密麻麻的握手楼，与此前她曾生活过的增城鸡公山的环境很类似，本地户籍人口少、来穗人口多。她常常住上一两个月就突然不见，过一阵子又出现。见过她的邻居中，没有人能叫得出她的姓名。

而在另一边，寻找被拐儿子申聪的申军良，则在持续与她的名字、模糊的身份纠缠。“梅姨”落网后，申军良终于知道了她的真名——谢某梅。此时，他已经与“梅姨”这个代号“交手”近十年。

寻找“梅姨”：

擦肩而过的被拐儿子和那个模糊的女人

最早的时候，那个模糊的女人甚至没有“梅姨”这个代号。

张维平(“梅姨案”另一主犯，已于2023年4月被执行死刑)供述，在拐卖儿童链条中，由他先与被拐儿童一家混熟、找机会带走孩子，再由“一个女人”帮忙联系买家。他们在增城打麻将时认识，不久就成为拐卖儿童的同伙。

于是申军良盯住了增城。

那段时间，他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去当地菜市场。按照自己掌握的年龄和外貌信息，他把所有看起来五六十岁、可能是“那个女人”的人都拍下来，一天能拍一百多张。他把照片一张张传给专案组，让警方辨认。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已经几乎拍不到新的面孔。增城就这么大，菜市场里符合年龄条件的女人，大多已经被他拍过，但里面没有他要找的人。

直到2016年六七月，申军良才第一次从张维平的供述里听见“梅姨”两个字。那个模糊的女人，从此有了一个代号。

他在寻人启事里加上据张维平口述画的画像，找孩子的同时，也找“梅姨”。彩印一张寻人启事要一块钱，他和打印店砍价，砍到七毛一张，一次打印就要花掉几百块钱，方圆十几公里范围内都贴满了他打印的寻人启事。

申军良当时不知道，他苦苦寻找的儿子申聪曾经和同学路过其中一张寻人启事，申聪和同学打趣说：“如果找到上面的小孩，我们就发财了，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去。”那个常常被大人说“不听话就让梅姨来抓你”的申聪，根本没想到自己真的是寻人启事中被梅姨拐卖的孩子之一。

他与父亲申军良就此擦肩而过。

找申聪，找“梅姨”，共同构成了申军良生活的主线。他想，只要找到“梅姨”，就会有更多关于孩子的线索，还会有关于其他孩子的线索，一切都能解开了。他要咬住“梅姨”这个线索不放。

后来张维平又供述，“梅姨”曾有一个同居的老汉。申军良一次次带着礼物上门找老汉，甚至跪下来求对方，希望他愿意多说一些事情。终于从他的口中得知，梅姨曾经用过一个名字，是“潘东méi”。拿到线索后，广东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立刻开始对广东省内所有姓潘、名字带“méi”（或其同音字）的人进行筛查。筛查完所有可能的人，却仍然没有任何符合条件的人出现。申军良想起之前的一条传闻，说“梅姨”的绰号来源，是因为她当过媒婆。他开始怀疑，是不是名字搞错了，“梅姨”的名字里其实没有“梅”字？怀疑声渐起，有人说，是不是根本没有“梅姨”这个人？

直到2025年8月，广西警方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嫌疑人持有“谢某梅”（广西籍，1955年出生）和“谢某珍”（广东籍，1961年出生）双重身份。原来，她在广东的假户籍确实没有“梅”这个字。这条线索带来了巨大的突破。

2025年年底，在公安部的指导下、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持下，增城公安专案组发现一名叫谢某梅的女子，其特征与“梅姨”高度吻合。经进一步核实，确认谢某梅就是“梅姨”。

谢某梅的证件照，该照片的拍摄时间为2010年。图据澎湃新闻

梅姨终于落网。

落网之后：

房间里没有“梅姨”照片，但有她“儿子”照片

2026年9月，封面新闻记者在济南申军良家附近采访他。他向好奇围观的路人介绍自己时，没有再说自己是“被拐孩子申聪的父亲”，而是说“你知道梅姨案吗，是我推动的”。

他与这个案子已经纠缠了太久。找孩子用了十五年，找“梅姨”又是十年。

2020年3月，申聪和邓云峰被找到的消息陆续传来。

找到邓云峰的时候，申军良走在大街上。他说，自己当时心里不住地想，“终于又找到一个。”那时他才发现，广州这个城市好漂亮，高楼大厦，蓝天白云。此前，这个城市承载了他太多痛苦的记忆，他总觉得这个城市是灰蒙蒙的。

找到儿子申聪后，即将离开广州，他开始对这个城市产生留恋。他说：“这座城市有很多人帮助过我，下次我来，要把他们聚在一起，请他们吃个饭。”

2026年9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梅姨”涉嫌拐卖儿童罪一案提起公诉，开庭日期待定。

申军良从律师那里得知，在“梅姨”的认知里，“她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在帮一些没办法生儿子的家庭圆梦”。

对申聪来说，他希望“梅姨”的案子随着庭审结束画上句号。他今年刚刚结婚，现在在一家宠物医院当医生助理。他准备考宠物医生的执照，以后开一家自己的宠物医院，尽己所能救一些流浪动物，给它们一个生活的场地，或是帮它们做绝育。

而在申军良看来，这还远远不算结束。

“对我来说，所有的人贩子都是梅姨，所有被拐的孩子都是申聪。”他没办法停下来。申聪被拐后，他学会了抽烟和喝酒。当时的同事都升职、办厂，而他在漫长的寻子过程中错过了时代的风口，自认为“与时代脱节”，尝试去当代驾、开网约车，也因身体熬不了夜，做不长久。对他来说，帮助其他寻亲家庭是他难得有成就感的时刻，他是他们的“申大哥”。

他给“梅姨”写了一封三页的信。他在信中写道，希望“梅姨”如果知道其他孩子的下落，能向警方交代清楚，给苦等孩子的家庭一个机会，“你也是一个母亲，相信你会理解的，对吧。”

9月8日，申军良（中）向媒体介绍案情。

2025年年底，“梅姨”的房东接到警方电话，得知租客被抓。“梅姨”那名疑有智力障碍的“儿子”还在出租屋里住了一段时间，期间由社区工作人员给他送饭。

后来，“儿子”被送到一个救助机构安置，也离开了出租屋。房东请两名环卫工收拾了“梅姨”的东西。他们打开房门，里面一贫如洗，就是一堆垃圾和几件衣服，一桶花生油，几乎没有大件电器。

梅姨在落网地点附近被拍到的视频截图。

房间内找不到她的照片，但有她“儿子”的几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