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万历十一年，张居正去世才一个多月的时候，万历皇帝朱翊钧就下命令抄家了。这位曾经管理着整个帝国长达十年之久的人，在尸骨未寒之时就长子被迫自尽、家属被流放到各地。
真实的例子可以让你体会到——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六部尚书见到他就像见到老板一样，内阁票拟由他自己说了算，就连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也都主动配合着他。一个月后，满朝文武一齐跪下来踩着他。
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被拆开来看，因为张居正的下场并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明王朝内阁制度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张居正是怎样立足于世的呢？依靠的就是两条线一起通了。另一条就是皇帝的信任——他曾经是朱翊钧的学生，在万历登基之后才十岁的他只能把朝政交给信任他的皇帝。
另外一条就是内廷配合——司礼监冯保和他是一伙的，内阁拟定好的票，冯保盖上章就可以执行了，没有丝毫折扣。简单来说，就是张居正把内阁和司礼监这两者本来应该相互制约的部门捏合在一起了。
他害怕什么呢？害怕皇帝长大了。
这是明朝内阁最大的结构上的问题：内阁大学士的权利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他们的品级只被定为正五品。我认为这样的设计是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开始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朱元璋认为丞相权力过大就会对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干脆取消丞相制度，让六部直接向皇帝报告情况。但是他自己精力旺盛，可以一天批阅几百份奏折，后面继任的皇帝做不到。
永乐年间才设立内阁，但是生死关头也不给内阁任何行政权力——可以给我提些建议，但是你不是宰相，六部都不归你管辖。
表面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防止权臣专权，使皇权处于最高地位。真实目的呢？皇帝想要的是一个高级秘书团队来为他服务，但是不允许这些秘书形成制度化的权力基础。你所有的权利都依靠着我来授予，而我可以随时收回这些权利。
今天的企业中你一定会见到这样的情况——没有设置副总职位，而是设置了三个总监相互交叉汇报工作，没有人能够单独做出决定，最后的决策权始终掌握在老板手中。
张居正聪明在哪里呢？他是避开这个陷阱的。他不会去争夺六部的权利，而是直接解决了与皇帝、太监两方面的矛盾。因为皇帝年纪小就相当于给了他无限的权利，而冯保又和他一起配合执行，所以就没有人敢反抗了。
实行考成法之后，实际上使内阁对六部有了考核的权利——尽管名义上我不管你，但是你的KPI由我来制定。整个帝国的行政效率，在这十年里已经到了明朝末期的最高水平。
代价是什么？这套体系完全是依靠私人关系来构建起来的，并没有形成任何制度化基础。
万历亲政之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向世人宣告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翁。怎样来证明呢？就是把张居正给扳下来。如果我在局中，我是刚刚即位的新皇帝，我该怎样做呢？不能说张居正的改革有毛病——那样就否定了自己之前的十年统治。
只能从私德上着手，查他的贪污行为、查他的僭越行为、查他乘坐轿子时使用了32名轿夫。朝臣们都心照不宣地排着队把刀递上来。
我并不赞同一些文章把这件事情归咎于万历皇帝的忘恩负义。万历做的事情，在任何一位刚刚得到权力的新任管理者面前都做得来。
真正的问题是，明王朝的内阁制度迫使每一位首相都必须按照张居正的道路去做——或者你做高级秘书混日子，或者你想干事就必须私下搞定皇帝和太监，用私人关系代替制度授权。
选择第一种情况的话，国家就会烂掉；选择第二种情况的话，自己就会烂掉。
张居正是后来的人了，那么内阁是什么样的呢？申时行做了首辅之后就选择躺平了。他的方针就是不能得罪两边，奏折可以糊就糊，可以拖就拖。
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并不是申时行没有骨气，而是他看穿了——制度并不能为你提供保障，那么凭什么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拼搏呢？
从万历中期到末期，内阁、六部、司礼监三者相互推诿扯皮，皇帝三十年都不上朝了，内阁拟定的诏书没有人批阅，六部职位空缺无人填补，一个帝国就这样在多重管理之下慢慢地衰败下去。
其实多头管理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控制，并非真正的管理。设计这样的结构的人并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给人带来一种安全的感觉。谁的安全感呢？就是坐在最高处的人给的。对于下面的人相互消耗到了何种地步，并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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