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龙：戴逸先生为社会史正名——纪念戴先生诞辰百年

国际清史学科发展暨戴逸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于9月5日-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今天，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楼会议中心老少咸集，群贤毕至。我们在这里举行清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戴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作为戴逸先生的学生，能有这样一个发言机会，内心感到很是忐忑。缅怀戴逸老师，重温先生的治学精神与人格风范，心中充满着崇敬与感念。

大先生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心目中，戴逸先生是为学、为事、为人的典范，以“大先生”称呼戴逸老师，名副其实。

已故金冲及先生在戴逸先生去世后的追思会上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史学界开辟了新的天地，而在其中能继承前辈遗产，开辟历史新领域，最优秀、最能在这么多人中起领头作用的，戴逸先生是第一。”

戴逸先生承前启后，终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是中国史学成长和发展重要的见证者和引领者之一，他曾连续两届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这也成就了他的史学大格局。他不仅是一位清史大家，同样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具有大视野、大格局的史学大家。他的一生深耕清史研究，清史成为他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但他从未将目光局限于清史，局限于一朝一代的历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制度史、外交史、边境史、文化史，新兴的社会史，诸多领域都在他的研究视野中，都有他的擘画与推动的贡献痕迹。今天，我仅从社会史的角度，谈谈戴逸先生的史学大格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不久，学科定位、研究边界尚在争议之时，戴逸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加强社会史研究》，旗帜鲜明地为社会史正名。他认为，社会史既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一个多学科交叉渗透、具有“边缘学科性质”的学科，是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途径”。他说：

过去的中国历史学，主要研究人物的活动、制度的得失、事件的因果。人物、事件，制度的总和构成了全部历史。晚近，出现了另一种历史研究的途径，即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文化思想等不同方面切入历史与解剖历史。也就是理清脉络、揭示规律，从分析的研究走向综合的研究。

社会史的研究与这两种研究途径不同，社会史“研究社会本身。研究其构成、变迁、运行，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就是研究历史本身。这是近十多年来受到社会学复兴的影响而勃兴起来的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途径”。

社会史所要研究的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研究社会上个别人物和个别事件。

社会史研究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对历史的延续更长远、更深刻。它是历史长河中强劲的潜流，不是浮在表面稍纵即逝的泡沫。

社会史研究更贴近下层人民的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组织以及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牵涉到全体老百姓。社会史是真正研究底层人民自己的事情。

他说，“这三种研究历史的不同途径，应该说都行之有效，可以并存不悖，互相补充”。我想，戴逸先生对社会史的认识，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篇短文篇幅不长，却在社会史学科发展的关键节点给出了清晰的定位。它既没有把社会史矮化为琐闻猎奇，也没有用社会史否定传统史学的价值，而是将其视为历史学走向整体史的必然拓展，在当时主流史学仍以政治史、制度史为核心的语境下，老师作为清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作为中国史学会的会长，公开为新兴的社会史研究鼓与呼，这份不拘成规、兼容并包的眼界和魄力，正是他史学大格局最生动的注脚。

戴逸

戴逸先生的史学格局，不仅体现在理论倡导，更落实在他的学术实践中，他将社会史的视野落实在清史研究中，贯穿到他主持的一系列学术工程中。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主持《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这套大型丛书，便专门设置“社会卷”，系统讨论十八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民间生活与社会变迁。在他的构想里，研究一个时代，不能只看朝堂决策与经济数据，必须看清这个时代社会如何运转，普通人如何生活。这种把“社会本身”纳入历史核心框架的做法，在当时是极具开创性的整体大格局。

晚年的戴逸先生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更是将这种整体的大格局贯彻到底。清史纂修工程不仅在体例上有重大突破，而且在内容上体现出之前未有的史学大格局。《生态环境志》《港澳志》《城市志》《医疗卫生志》，《驻外领事表》《外国驻华领事表》《报刊表》《约章表》《书院学堂表》《教案表》等，（志、表设计的）大量门类为传统正史所未见，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传记部分扩充类传比量，举凡士农工商、农民领袖、民族人物、宗教人士、华侨、妇女、诗人、学者等等统统进入视野。大清史的编纂大大拓宽了旧史的内容，以往许多被忽略的、当写而未写的历史内容，都被纳入正史的书写体系，这一切离不开戴逸先生在顶层设计上的推动与托举。这份开拓的担当，正是史学大格局的具象体现。

回望戴逸先生的学术人生，他以清史为根基，却胸怀整个中国历史学；他重视政治、制度这些历史的骨架，更有意推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这些历史的血肉进入史学殿堂，让历史叙事更加丰满、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现场。时至今日，我们开展社会史，区域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再回头去看，戴逸先生当年重视的历史研究的“第三条途径”，正被一代代学人不断践行、丰富和拓展。

戴逸先生诞辰一百年，风范将永存。大先生的史学大格局，是学术的广度和深度，更是人格的厚度和精神的高度。作为先生的学生，我们纪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传承这份精神，坚守历史学求真求实的根本，秉持守正创新的初心。心怀家国，笃实前行，不负先生的教诲与期许。

（本文为行龙教授在国际清史学科发展暨戴逸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发言，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