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毛主席关注的骇人听闻的晋绥土改“斗牛”事件

1947年晋绥边区土改时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斗牛”事件，引发了毛主席的关注。

1947 年，全国解放区开始大规模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晋绥边区在运动的中后期出现明显“左”倾过火偏差，片面推行 “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扩大斗争的打击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而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所谓的“斗牛”事件。

1947年9月下旬，晋绥分局（当时的晋绥军区司令员是贺龙，晋绥分局书记是李井泉）在分局驻地山西兴县蔡家崖组织了大规模联村批斗大会，此次批斗的主要对象是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牛友兰。

因批斗方式残酷，且过程涉及他的儿子牛荫冠，牛荫冠当时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行署党组书记，是边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此前因扶持根据地工商业被错误批判为 “右倾”，被停职送入党校反省。故被民间形象地称之为“斗牛”大会。这起所谓的“斗牛”事件是当时晋绥边区土地改革中“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的极端体现。

牛友兰是当时晋西北（兴县）的首富，拥有大量土地和工商业资产。他虽是大地主出身，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毁家纾难，捐献白银23000元、粮食150石，并将商号物资及五座宅院、花园捐赠给了八路军，为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1942年他还曾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946年牛友兰还担任了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是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其位于蔡家崖的宅院还曾被用作晋绥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

1947年初，身为中共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率土改工作团来到晋绥边区进行土改试点，提出了“化形地主”等错误概念，强调对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破了产的、而实际上可能转移了财产的“化形地主”，更要在政治上想办法打倒，在经济上想办法搞光。

康生指出：“对质起来地主不讲理，群众气愤了，要打他几个耳光，有何不可？！诉苦中提的要求也不高，还是个人提个人的，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

康生的这一提法和做法，极大地加剧了晋绥地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

1947年9月26日，在康生等人的主导下，晋绥分局在兴县蔡家崖组织召开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大会动员了周边8个村庄的数千名群众及边区各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旨在将牛友兰树立为“典型”。

批斗大会前，晋绥分局的领导把牛荫冠从党校叫来进行约谈，要求他当众与父亲划清阶级界限、参与批斗。

整个“斗牛”大会的过程充满了暴力与侮辱。

牛友兰被从狱中提出，戴上手铐脚镣，并被迫当众跪下。更残忍的是，批斗者用铁丝穿过他的鼻子，强迫其子牛荫冠牵着另一端铁丝在群众中游街示众，以制造出“大义灭亲”的戏剧性效果。

当时在场的部分干部马林、杨树森见状试图保护牛荫冠，约束闹事者，却被主持大会的分局负责人斥责为立场软弱。不少正直的群众目睹眼前的残酷羞辱画面十分愤慨，当场砸碎牛友兰身上镣铐，会场一度陷入混乱。

牛友兰这位为革命几乎散尽家财的开明绅士，被批斗后继续关押审讯，最终因不堪其辱，绝食自杀身亡。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对土改工作团负责人马林说道：“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见牛旭光文章《回忆哥哥牛荫冠》，收录在薄一波题写书名的《牛荫冠纪念集》）。

作为被批斗者的儿子，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牛荫冠在这场运动中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他在事后表现出非凡的胸襟，不仅毫无怨言，还向领导建议“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要注意掌握和防止发生过‘左’的和不正确的倾向”。

这场“斗牛大会”是晋绥边区土改“左”倾错误的集中爆发。当时运动中广泛推行“查三代”等错误做法，导致阶级成分划分严重混乱，许多中农和贡献卓著的开明人士被错误打击。同时，一些土改工作团也存在“枪毙贫下中农”等严重问题。这些做法不仅破坏了党群关系，也撕裂了社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斗牛”事件的悲剧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年，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刘少白、牛友兰这些人是不该斗的。此后，晋绥地区的土改政策得到了相应调整，旨在平反冤假错案，稳定社会秩序。

牛荫冠弟弟牛旭光的好友段传新（共和国第一烈士段德昌的儿子）当时正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当参谋，他对牛旭光说：“分局书记李井泉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牛友兰的几个儿子都参加了革命，他自己留底财干什么，即便有底财，迟早是我们的，为什么要那样逼他呢？你和我一河之隔，晋绥土改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呢？” 段传新还说：毛主席为牛友兰的问题很生气。

1948年初，贺龙在晋绥分局干部会上说：土改时不应该斗争牛友兰，也不应该那样对待牛荫冠同志，这件事（指“斗牛”大会）发生在司令部门前，是很不应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兴县县委正式作出《为牛友兰先生平反昭雪的决定》，为牛友兰彻底恢复了名誉。

牛荫冠虽受到很大冤屈，可是他为党的利益能够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对贺龙、李井泉也一直是很尊敬的。“斗牛”事件之后，1948 年春牛荫冠调任晋中行署主任，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附牛荫冠简历：

牛荫冠

牛荫冠（1912～1992）山西兴县人，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后转入经济系。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直接参与发动和组织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1936年底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山西参加了在薄一波领导下与阎锡山开展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工作，是山西牺牲救国同盟总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人之一。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转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和党组书记、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晋中行政公署主任兼党组书记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担任江西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省财政厅厅长，同时还兼任江西省立财政经济专科学校校长。1953年担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4年奉调任湖南株洲331厂厂长兼党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领导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台螺旋桨飞机发动机。1955年调任沈阳112厂厂长、中共辽宁省委委员，领导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和表彰。

1962年调任国务院商业部副部长，后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主任、党组书记。是中共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病逝。